著名文史作家徐志鹏
晚清时代，左宗棠、李鸿章可谓一时瑜亮。
左宗棠起家于太平天国动乱时期，从浙东杀入，收复杭州，克定湖州，南下追击太平余部，在闽南彻底剿清洪杨之乱。接着挥师西北，克定新疆，西北重入中央管辖。如此大功劳，仅仅封了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呢？拿下苏州，剿杀太平军，后又平定二十年的捻乱，封了一等肃毅侯。
时过境迁，却是淮军成为清政府的武装支柱，在甲午战争之前，整整15年间，李鸿章的私人武装保卫了整个中国华北、东北、长江沿岸。李鸿章也是青云直上，天字第一号大臣！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京城主政仅仅半年，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走人，放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离开权力中心。政治人物离开了政治中心，就是流放！在年最终悲愤逝去。左宗棠原来拥有一支号称“楚军”的军队也渐渐消失在了历史当中，和淮军比，更是天上地下。
功绩上，左宗棠毫不输给李鸿章，更是压了一筹。
可是在后世影响上，左宗棠在这场斗争中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那一刻，前景是多么美好，为什么会败给李鸿章呢？
下面，从军权、人事权、财权三方面略作分析。
军权
左宗棠自己曾今指着自己的口袋说，可惜我口袋里没有抚都之才。左宗棠虽然刚出山时募集了五千楚军，是江忠源的余部，后来也一直没有扩张。所以当曾国藩把刘松山的松自营送给左宗棠的时候，左宗棠感激涕零，说这是“嫁女儿啊！”。只是在打金积堡的时候，刘松山阵亡，刘锦堂接任。后来“湖湘子弟漫天山”，左宗棠进了中央，军队和左宗棠就分离了。
李鸿章不一样，李鸿章自从发家后，军队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掌控。借着上海海关的税和安徽老家的地方团练，李鸿章从一个普通的曾国藩幕僚，一跃成为手握5万重兵的大将！随着湘军裁汰，淮军成为中国的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平捻军后淮军的部署就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事实上的国防力量。后来的袁世凯新军，也是从淮军蜕变出来的。李鸿章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军队，牢牢抓住了军权。
人事权
左宗棠一生独来独往，绝无拉帮结派。《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政治斗争》记载：“他的僚属中，没有一人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担任督、抚的也很少，且大多没有善终。例如：蒋益沣，任广东巡抚，没多久即被革职；刘典，署陕西巡抚，两年后辞职；刘锦棠，授新疆巡抚，四年后辞职；杨昌浚，陕甘总督任内被革职；魏光焘，闽浙总督任内被革职。只有陶模是个例外，由陕甘总督调任两广总督，最后卒于任所，陶模之所以与他人遭遇不同，跟他是张之洞的门生，而张之洞后来成为朝中重臣有很大的关系。”
反观李鸿章，十个营一字摆开，哪个不是赫赫有名的？
刘铭传土匪起家，做到了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保定台湾，基隆大捷都不是吹的。还有张树声张树珊兄弟、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程学启（阵亡）、潘鼎新、吴长庆（其门生有袁世凯）、唐殿魁（阵亡）唐定奎兄弟、田履安（阵亡）、丁汝昌、叶志超、聂士成等人所组成的淮系军阀集团。后来更在此基础与模式上出任各州省主要官员，知州、知府、巡抚、都督，逐渐形成北洋军阀，总数多达多人。这些人结成的网络，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所以李鸿章哪怕有甲午惨败、庚子之变，还是屹立不倒。
财权
权钱是不分家的。
从势力范围看，左宗棠能够得到的饷银主要是靠浙江交解，后来追击太平天国到了福建，也就顺手拿下了福建这块地盘。可惜这两个省份一个穷、一个遭受兵乱元气大伤，都没钱。于是为了得到广东丰硕的饷银，不得不耍无赖，把太平军驱赶进入广东，逼得郭嵩焘离职，期望自己手下唯一拿得出手的蒋醴丰上台。倒是如愿以偿，结果是望梅止渴，给人做了嫁衣，反而把浙江丢了。后来当陕甘总督的时候，更是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西征时候，向西方诸国举债，渣打银行这些银行甚至不认陕甘总督的财政还款的方法，要用江南海关的税源做担保。可见左宗棠的窘迫！胡雪岩是左宗棠打下杭州后最大的收获，为左宗棠西征出了甚多力。可惜后来自己判断失误，在蚕丝上亏算上千万两，之后又被上海道台邵小村黑了一把，导致钱庄挤兑，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也彻底失去了经济支持。更难能可贵的是，左宗棠两袖清风，遗产才两万五千两！
李鸿章，单单“宰相合肥天下瘦”一句话，就知道李鸿章多能捞钱，上海海关每个月就有60万两的收入！这笔钱就是李鸿章起家的本钱。这些钱都被用来购买军火，所以淮军的装备也好过其他军队。后来打下江苏，江苏遭受兵乱没有浙江严重，李鸿章也大大受益。之后整个华北平原，也算是李鸿章的私人钱库。哥哥是两广总督、自己是直隶总督，天下财赋，过半都在李家兄弟手上。再加上真正的红顶商人盛宣怀，包揽洋务运动的大小事宜，更是让李鸿章如虎添翼。
总结
左宗棠天下大公，一辈子不懂得培植私人势力，结果为国做了偌大贡献，却被排挤出政治中心，在福州郁郁寡终。一辈子的事业，洋务的马尾船政局，被法国人一炮轰没了。苦苦建立的南洋水师，本就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丢了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竟然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真是莫大的笑话）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做官水平一流，功业与左公不在一个水平，却官运亨通，在政治中心周旋一辈子。
左公脾气不好，甚为执拗自负，当世时候甚惹人厌，却为后世缅怀。李公大风大浪不倒，是个政治家，为同时代人之敬仰，却后世骂名甚多。左公后代诗人、医者辈出。李公直系后世吸大烟、不务正业的多，弟弟的子孙倒经商成了巨贾。二者比较，真是五味杂陈！
左季高和李少奎，两个人的字倒是很像他们一生的故事；只是名字，我觉得李宗棠、左鸿章更符合各人的写照。
李鸿章是一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1）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纲领性口号，采取了一系列变通“祖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措施，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与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本文拟对李鸿章的改革主张与实践作一探讨。
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清政府的腐败，最早发出“变法”、改革呼吁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如魏源、龚自珍等。著名思想家魏源首先从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清醒过来，于《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年开始编著《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和改革弊政的主张。但真正把有近代意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但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脑人物中，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站在这股潮流前面尽力呼吁变法的只有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之所以力主变法，进行改革，是因为他对时局的认识最清醒、最深刻。众所周知，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欧美列强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后，对外掠夺殖民地，而摇摇欲坠的清封建帝国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主要对象的时代。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爆发，使本来已经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处于更加危急的关头。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局势，李鸿章并没有象倭仁等顽固守旧派一样，盲目自大，抱残守缺，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中国不可能再与世隔绝，而外国“强兵列器，百倍中国”，必须正视现实。年9月，他在写给朋僚的一封函件中，发出了“外国猖獗”、“千古变局”的感叹。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变局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是从放眼世界的高度来观察中国当时面临的局势的，认为这些强敌已大大超过了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中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仍拘泥于成法，固守旧章，前途将不堪设想。他浅层地比较了彼己之长短，认为西方诸国船坚利炮、工商发达、国力强大，而清王朝军事窳败、财政枯竭、国力疲弱。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民族危机如此严重，中国怎么办？李鸿章的回答是:自强御侮。如何自强，李鸿章早在就任两江总督之前就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到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时，李鸿章对清廷说，采用洋机器对于处于危弱状态中的中国来说，还只是“治标”。那末什么才是“治本”呢？李鸿章认为“治本”在于转移人心，形成向西方学习先进技艺的社会风气，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仍束缚于繁密的传统信条中，极大地阻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李鸿章对此很不满意。为此，李鸿章在年上奏的《筹议海防折》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改革主张。他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qīn＠⑤⑦qīn＠⑤⑦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概，争言驱逐……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他援引古语“穷则变，变则通”为立论依据，反对“药方只贩古时丹”，要求针对时弊，全面改革。为了唤醒昏睡中的、愚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李鸿章大声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焉！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以后，他又一再指出:“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局者当知所变计耳”，“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并沉重地说:“今当及早变法，忽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表明李鸿章以力言“变法”为己任。难怪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将李鸿章誉为“能见其大”的人物。所谓“能见其大”，就在于他识时局，知变计，敢于变祖宗之成法，力主改革。
李鸿章主张针对时弊，全面改革。其改革的范围很广，包括整顿军备，建立海军；发展各种民用企业；废除科举，改革育才用人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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