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年的中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性社会，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犹如一具小心地保存在密封棺材中的木乃伊。
封闭性原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特点，不独中国为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漫长的人文历史积淀，直到19世纪中叶，仍对世界处于闭目塞听的浑沌状态。即使王朝已日趋沉沦，内囊也兜底翻了上来，谁也无法阻止它衰败的趋势。那么，作为社会精英，号称“四民之首”的士大夫，在这个过程中有何表现？
中国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那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教导，“士志于道”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把澄清天下，作为自己的职志。按理，面对国家衰败，他们应该有积极的作为，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验之于嘉道年间的事实，可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颓风世运，可以使良知未泯者为之奋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死梦生。康乾盛世的余绪，养成了人心风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间，京师士大夫们依然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唱诗结社之风，不减当年之盛。京师中几家著名饭庄，常有一批批文人、京卿，设宴豪饮，艳诗丽词咏唱不绝。稍稍风雅者，则邀三五同好，携仆役小厮，悠游于陶然亭、西山等僻静处，小酌清谈，海阔天空，国是政事，全不在心上。卑下者，四处钻营，或投帖拜入某相门下，或备礼巴结上司，捞取功名利禄，得半世快活。不肖之徒，则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武断乡曲，草菅人命；“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伤，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成为社会的一群蛀虫。
士习贱恶，人欲横流，刺激了一批研求理学的士大夫们标格清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常常以讲学的形式，相互砥砺，力图用诚意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中，以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时任太常寺卿的唐鉴和翰林院侍读学士、蒙古正红旗人倭仁，最孚人望。
唐鉴，字镜海，年（乾隆四十二年）生，年（嘉庆十四年）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浙江道监察御史、广西平乐知府，累官至江宁布政使。其人为官清正，为学宗洛闽诸贤，尤其推崇清初理学家陆陇其，以为传道之首，著有《学案小识》，是嘉道年间著名的理学家。年（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甫到京师，因其学问人望，立即为研求理学的京卿士大夫所推崇。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罗平（今属师宗）窦垿、师宗何桂珍，皆从其考问学业。后来，湘乡曾国藩也参与问学。唐鉴主张学问应精研一经，然后才能旁及其他；读书首应先读《朱子全书》，因为义理之道全在其中；为人应讲求气节，而修养之法全在时时内省，所以必须每天按时静坐，闭门思过，狠抓私欲的一闪念，痛自刻责；平时应将各种违反道德规范的过失记出，以便警鉴。这一套源自思孟学派的“慎独”功夫，在唐鉴手里发展为“研几”和做札记的方法，作为日课，以达到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的目的。当时，最受唐鉴器重的，便是倭仁。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年（嘉庆九年）生于河南，年（道光九年）中进士后，一直在翰林院任职。他最笃信唐鉴的教学方法，“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之”，用作自我反省的戒鉴，导向道德的至高境界。他认为“研几功夫最紧要”，若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正因为他力图把修身养性和读书结合起来，经年不辍，后来成了咸同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和同治帝师。
唐鉴、倭仁等人，面对国运日蹙、文人无行，力图通过诚意修身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把学术、心术、治术联为一体，企图实现“内圣外王”之道。这较之那些苟且偷生和士林中的卑劣者，无疑有着较高的德行和操守。但他们太刻意注重自我修养，拘泥于闭门思过，空谈性理，不免流于疏阔迂腐，结果，“言经不适于用，言史又无裨于身”，“询以家国天下治安之策，则茫然无所得”，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套。当同治年间，在创设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之争中，倭仁极力反对学习西方，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师事夷人”的结果，中国将成为夷人的天下。传统文化价值观所导致的“天朝之大”，显得迂腐而可悲。
对于每况愈下的国势和厌厌无生气的政局，最敏感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自励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大都是出生于乾隆末期至道光二十年、五十岁上下的知识分子。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大体一致的抱负，主张通经致用，以“明道救世”为己任。
“明道救世”的主张，原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揭橥的。他认为通经硕儒必须注意“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学的目的即在于探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国计民生问题，“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所以极力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把“明道救世”解释为儒学经典中原有之义，作为通经致用的目的和手段，以实践儒者“救民于水火之心”。
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对此无不大加弘扬，并以此自励。例如，龚自珍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说法，指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把道、学、治三者统一了起来。包世臣认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也”，因而自少即“慨然深究天下利病”。汤鹏鉴于社会日趋贫乏，主张“医贫”“尚变”，所著《浮邱子》一书四十万言，“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集中表达了他的经济、政治主张。魏源则善于以史为鉴，对军屯、漕运、盐政、水利尤为注意。年（道光五年），曾协助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成为清代著名经世论者。徐松致力于西域水道及新疆建置、钱粮、兵籍的研究。他的学生沈垚则精于山川地学，所撰《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一书，时人誉为“遐荒万里，如在目前”。梁廷枏对粤海关沿革的研究，成了当时知时务的主要代表者。此外，如黄爵滋、姚莹、张际亮、张穆、何秋涛、张维屏、管同等，莫不在各自的著作中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大多是力图挽救清王朝困境、倡言变法图治的改革家。
但是，这群忧国忧民的改革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制约下，大多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诚如龚自珍所自嘲的那样：“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传统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的封闭性，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洞察力，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往往囿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有对衰世的抨击，有对“三代之治”的向往，有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有对王朝弊政的革新主张，甚至有以血缘为纽带，用“农宗”改组社会结构的乌托邦方案，唯独没有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他们的经世视野在内而不在外。
始于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的编年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划分了中国的古代与近代，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造成了中国社会千年未有的大变动。这场侵略战争，本意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迫使东方最后一个封建大堡垒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附庸。然而，侵略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轰开中国大门之时，也轰醒了中国人。中国人为了反侵略而向西方学习，又在向西方学习的失败中，认识到西方文明的真面目，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掌握国家命运的历史责任，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业，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这虽是长达整整百年的民族觉醒过程，但它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漫长的政治觉醒中，中国士大夫乃至清政府，面对中西交冲，有何表现？传统经世之学，在外敌入侵和西学东渐的逼拶中，怎样由内而外地延伸，成为谋求自强和变法维新的理念价值？近代知识分子在危亡刺激下如何形成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为适应社会大变动的需要，怎样走出原生态而演变为新型的社会政治理论，并因之新陈代谢，生生不息？在这种世路和心路的历程中，有哪些人和事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