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年5月生，祖籍湖北。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职。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代表著作《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中国哲学发展史》（合著））、《中国哲学论集》、《易学今昔》、《周易管理学》、《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魏晋玄学史》等。
回到轴心时期
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三先生关于易道的探索
一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论道》一书中曾经指出，每一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和最基本的原动力。现在这世界的三大文化区，即印度、希腊和中国，它们各有它们的中坚思想，而在它们的中坚思想中有着它们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的中坚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其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思想与情感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期”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前年，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相互隔绝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追求统一的目标，从而打破了古代文化数千年的宁静，创造了喧闹沸腾的轴心期文化。在中国，是以儒道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印度，是从《奥义书》到佛陀的众多学派；在西方，除了希腊的一批哲人，还有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以及以色列的先知。尽管这三个地区的哲学家，他们的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人证明自己有能力从精神上将自己和整个宇宙进行对比，他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这是历史全景中的共同因素，人类自觉地迈出走向普遍性的步伐，是以轴心期为真正起点的。因此，尔后的人类历史在每一次新的飞跃前，总是要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的文化创造，从中寻找精神的原动力。
雅斯贝斯
这两位哲学家对世界文化的看法，有着惊人的类似。首先，他们摆脱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偏见，把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置于同西方文化相等的地位，三者并无优劣之分，仅有性质之别。其次，他们都认为，这三个地区的文化虽然各有自己的中坚思想，中国是道，印度是梵或涅槃，希腊是Logos，以色列是上帝，但在多样性中蕴涵着统一，都是对人与宇宙关系问题的思考，对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本原问题的探索。也就是说，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就寓于这三个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之中。第三，他们都强调指出，这三个地区的中坚思想为以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这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起源，对这一起源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金岳霖和雅斯贝斯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包括中国、印度和西方在内的文化普遍发生了危机。这两位哲学家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不约而同地回到人类文化的起源发掘重新整合的精神资源，为人类的文化探索一条再生之路。金岳霖先生留学英美，对西方哲学特别是新实在论有很深的造诣，但他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却与“五四”时期那些激烈反传统的人不同，不去走西化的路，而是复归于传统，以道作为中国文化的中坚思想，结合中西，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论道》一书的主题是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个主题也可以说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所有哲学的主题。金岳霖为什么选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来论述世界哲学的共同主题？是因为他觉得，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一种情感的满足。这种情感的满足是进行哲学思考的精神原动力，也是把哲学思考化为行动的推动力量。金岳霖尽管十分熟悉西方哲学，思考的对象是当时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的原动力。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立足于中国的哲学传统，参与世界性的哲学对话，一方面使中国的哲学世界化，另一方面也使世界的哲学中国化。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以及每一种文化，都能用对话来取代对抗，用相互理解来取代相互敌视，那么人类就可以避免因对抗和相互敌视而陷入自我毁灭的苦难，找到一条重新整合的再生之路。
雅斯贝斯作为一个德国人，以西方文化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他受纳粹的迫害，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弊端，因而也和中国的金岳霖一样，希望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途径来重新整合人类的文化。雅斯贝斯站在人类良知的立场，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满怀激情地指出：“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当然，他们并不共同信奉一种唯一的客观真理，不受这种真理的束缚，但是他们在彼此相遇中耳闻目睹了真实而绝对的真理，即历史上不同血缘的人类所实践的真理。”
图右为金岳霖，图左为民国女神林徽因
从金岳霖和雅斯贝斯说出这番话语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全世界各个地区怀有人类良知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人类历史终于成功地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扩大了，平等对话和相互理解增加了，一种全球眼光和全球意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核心，可以预见，人类文化必将形成一种高度完美和谐的多样性的统一。这种新型的人类文化，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达，是一种“天下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的文化，一方面是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具有各个民族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思路、不同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共同的价值取向，表现了共同的人性本质，是人类可以优游于其中的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了建设人类文化共同的精神家园，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回到自己本身文化的起源，根据全球眼光和全球意识重新审视，发掘它的内在潜力，点燃它的精神火焰，掀起一次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以便在不同于以往的那种相互隔绝或者相互对抗敌视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用自己的独特话语参与世界性的对话。
二
中国文化的起源发生在先秦，这是一个与印度、西方鼎立而三的轴心期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据金岳霖先生的概括，在这个时期，虽然儒道墨各家有着激烈的精神冲突，但都共同以得道、行道、修道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在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一个以“道”为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的中坚思想。事实上，在自秦以后的二千多年中，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围绕着“道”这个概念进行思考的。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就分开来说的道而言，有关于自然层面的天道、地道，有关于社会人事层面的人道，此外还有为政之道、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作文之道、用兵之道等等，涉及政治、伦理、教育、美学、军事各个层面。就合起来说的道而言，则道为一，即把天地人三才之道以及各个层面的道囊括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道一”之“一”，其准确的含义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一，也就是“天人合一”之一。它是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本原，既是外在的宇宙本然的秩序，又是内在的植根于人的本性，把作为主体的整个的人完全包容于其中。因此，中国人对道的思考，实质上是探索整个的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以及整个的人在世界之中唯一合理的生存方式，蕴含着普遍的哲学意义。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深入地发掘道的哲学内涵，并且作出现代性的诠释，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了解它的鲜明个性和不同于西方、印度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想，而且可以更好地确定它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使它能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天人合一
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写了一本《新原道》，与金岳霖先生配合默契，也是试图对“道”作出现代性的诠释，从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即世间而出世间，它是最高的，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就其注重现实生活的即世间的一面而言，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人，是不在一个范畴中的。但就其追求超世间的精神成就而言，又与印度的佛及西方的圣人是同类的精神成就。中国哲学的这种精神可以用《中庸》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来概括，也可以用《庄子·天下篇》的“内圣外王之道”来概括。高明与中庸是对立的，内圣与外王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其实就是世间与出世间的对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也可以表述为天与人的对立，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但是中国哲学既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把这种对立激化，也不像印度哲学那样把这种对立消解，而是力求合天人，通内外，把这种对立统一起来。尽管中国历代各派的哲学在探索的过程中往往陷于一偏，并没有做到真正的统一，比如儒家的孔孟偏于中庸而不够高明，道家的老庄高明有余而中庸不足，但是从总体来看，“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是各派哲学追求的目标，也是评判各派哲学得失的标准。冯友兰先生指出，如何把这种对立统一起来，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一个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贡献。
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把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理想称为“太极”，根据“无极而太极是为道”这个命题来讨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力求从现实生活中吸取理想而又促使理想化为现实，把二者统一起来。冯友兰先生在《新原道》中也是在做着与此同样的工作。实际上，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包括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贺麟先生，都是在做着与此同样的工作。
现代中国的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正处于转型时期，也就是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改制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有着各种各样的对立，除了从古代沿袭下来的那些对立以外，还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立。所有这些对立，综合凝聚为一种具有新的转型期特征的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许多应当有的正面的东西呼之不来，不应当有的负面的东西挥之不去，造成了精神的分裂、价值的失落以及文化的危机。人们对这种局面感到焦躁不安，怀着深沉的时代忧患感，在“五四”时期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面临现代性的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也就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如何作出有效回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回到中国文化的起源，继承发扬轴心期所确定的既有中国特色而又蕴含着普遍历史意义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适当的结合点，通过文化复兴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西方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以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起点的。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回到西方文化的起源探寻走向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整合。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却没有走这条整合的道路，而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往复颠簸。一部分人站在彻底反传统的立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主张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一种全盘西化的文化。另一部分则站在顽固的维护传统的立场，以国粹派自居，实际上是以孤臣孽子之心抱残守缺，拒绝向现代转化。“五四”时期这种对立的做法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深了中国文化的困境。许多人清醒过来，开始探索新的出路。到了三四十年代，以金岳霖、冯友兰为代表的一大批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同时涌现，他们的工作都是试图通过整合的而不是对立的方式，融贯中西，通释古今，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奠定一个新的哲学基础。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有一段话，可以表明生活在现代的中国哲学家的共同心态。他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
冯友兰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意思是说，哲学总是要落后于时代的，总结一个时代的哲学必须在那个时代的轮廓清晰呈现出来之际才能出现。由于现代中国的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曲折漫长，步履维艰，进行得不太十分顺利，所以整合式的新文化以及为这种新文化奠定理论基础的哲学至今尚未出现。虽然如此，在老一辈哲学家的努力之下，道路已经打通，整合的而不是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确定，他们所诠释的古代哲学的永恒价值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只要继承他们的业绩，沿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哲学家是可以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和痛苦惶恐，创造出一种比古代轴心期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为人类的统一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为了创造这样一种文化，必须一方面立足于现实，以一种清醒的理性和宏观的全球眼光来审视现实所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必须依附于传统，从传统中吸取民族文化的价值理想，探寻摆脱困境的整合方案。清人龚自珍诗云：“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所谓“古时丹”，其核心的层次就是由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民族文化的价值理想，就是蕴含于民族机体内部的生机与活力。但是，这种“古时丹”只有对症下药，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才能变成一股强大的驱动力量，有效地应付现实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就基本思路而言，这是前辈哲学家所确定的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思路，是一种上下求索的思路，也是一种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不断地循环往复的思路。每一次的上下求索，每一次的循环往复，都是一次思想的升华和认识的深化。自“五四”以来的七十余年间，面临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大体上就是沿着这样一条螺旋上升的道路向前发展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狂热，有打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