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是愤懑，一个超龄愤青的双重愤懑之情。愤懑之一是对中国教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之二是目睹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之弱智！”——题记
“我于教育的现状与后果，就已不忍看，不敢想。多年前因辞职带出的叫骂，无理可据，极度业余，惟泄愤而已”——陈丹青
医治一个病人，通常要有三个必经的步骤：观看症状，寻找病根，对症下药，同理，教育的病理也要遵循：寻找真问题——解释其产生之因——寻求其解决之道的法则。这个时代，总会有一些人会站出来。
年，《吾国教育病理》面世，作者郑也夫，北大社会学教授，他以历史学、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大量著作为基础，从多个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来形成本书主要的理论框架与观点。
《吾国教育病理》一反当下不涉病灶、不究病理，治标不治本的教育论述。其中，既有学理性的思考，也有当下的国情关怀。在作者看来，应试教育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而学历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郑也夫通过对教育之病，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分流，放权。
教育的发展是全球共同的意识形态主体，然而其中可商榷处颇多。高学历者已经过剩，且很多职业不需要高学历，为什么高学历会供过于求?一场诡异的合谋所使然。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来获取竞争地位，而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来提高政绩。而这掩盖的真相就是：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社会的真实需求，而是“学历军备竞赛”所使然；而过度竞争导致学习的异化，拿到学历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那该如何调整或者削减竞争？并不是提倡大家不竞争，而是减少参与竞争的人数，“教育分流”就是最好的方式，然而，“分流”在我国却难比登天。那就只有“放权”了，管理者放权，教育者放手，受教育者的放开。本文将从病因到困境，有可能的病方来进行梳理：
素质教育是逻辑不通的昏话
“素质”二字不知道从何时起被别有用心的解读，然后就运用到了具体的实践。素质教育也并非先天的教育，当代素质教育某种程度上认为“素质主要是后天获得”，从本质上就拒绝承认天赋是先天的，还认为素质可以培养，即先天性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然而那样的目标性培养将是孩子们的灾难，因为培养所获得的成就相当有限。除非具备两个可能的前提：其一是幼儿教育；其二是因材施教。然而包装者强行将后天的因素注入“素质”一词中，久而久之，这个词就约等于“能力”了。
对词汇的误读必然导致了走入实践的无效，词义是模糊的，实现目标和手段也是模糊的。有些学校用力过猛，导致无差异化的教学，对有些科目用力过猛，也导致其他科目的必然退位，导致对德育、体育、美育的忽视，如果这些副科不列入高考科目当中，就必然遭受轻视。而一旦列入高考，便又会成为“应试”科目，又丧失了对学科培养的初衷。
考完即终结，考后便放弃，谈不上什么兴趣爱好，学习异化得如此厉害。而这这样的根本原因在于：军备竞赛。换句话说，应试教育就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因和病原。
学历的变相竞争
今天的高考，产生了考生的膨胀，乃至教育的膨胀。考生急剧增长，导致了学历的注水与贬值，发放学历的增加，并没有缓解竞争，甚至变相地助长了竞争，这令现在的考生面临极大的痛苦。其次，社会岗位的需求增长追赶不了学历的投入。很多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或预感找不到工作的人，转而去读研究生了，将择业难题推到日后，因为，更高的学历或许会为就业提供更好的帮助，也可能是因为想多休息两年，或者没有作好就业的规划。
学历与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向的关系，即高学历者拥有更好的工作，然而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则模糊得多。谋求高学历的很多人，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能力，而是为了给自己贴上硕博的标签，在择业路上增添筹码。当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囚徒困境”，单独的个体很难幸免，在高学历竞争当中，从动机到最终的效果，导致学历与能力的弱相关。
学历一旦膨胀，便扭曲了就业市场，扭曲了能力与薪水的关系。在学历竞争当中，这种二律背反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因为学习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应试，而应试的分数又变相地默许为能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入者，扩招必将导致基数的增大，进而筛选出更优秀者就要出更变态的题，而有些人则光在这难题上，便耗费了大把光阴，还不一定能确保竞争中的胜负。
大学学历的含金量被强行削减，大家都要竞争研究生的学历了，这样的无穷演进，意味着将实质的竞争推向下一轮。每一个段位的提升，都将导致时间和金钱的加倍投入，对上层阶级来说，是一剂宽心丸，而对下层阶级来说，则是另外的障眼法。你看到了远方微微闪烁着的光芒，以为那是出路，然而，路程如此漫长和艰险，到达之后发现并非自己所想。
德国分流制与职业教育
分流制是教育病理可能的良方，德国的分流制教育给中国提供了可能的参考。德国小学四年。四年以后学生们被分流到三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科中学。
主体中学学制5年，即5~9年级。其大部分学生毕业后接受职业培训，没拿到毕业证书是很难找到职业培训岗位的，而在德国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是不能上岗的。就是说，“全部学徒工中的大部分人来自主体中学”。
实科中学被称为“中间学校”，是主体中学和文科中学中间的院校，功能也是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它为学生提供了双向的选择，一方面毕业后可以接受职业教育，另一方敏成绩很好可以转入文科中学，谋求上大学的机会。
文科中学，学制9年，5~10年级是中学，11~13年级是高级中学，前者属于义务教育，后者属于非义务教育。10年级考试合格的学生才能进入文科中学，不合格的转入其他学校。
早期分流的依据是孩子10岁就表现出了日后的潜力，可以缓解竞争，让潜力弱的人退出竞争，给潜力强的人让位。然而这可能对那些晚熟的人不太公平，德国的学校提供了让学生们在三种类型学校上选择的通道，然而具体情况如何，此处不再赘述。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德国重视职业教育，这才是中国真正应该的目光所投。德国的工业发展完善了职业教育制度，而且产生了种类繁多，性质各异的学校类型。通常，专业的方向去应聘的时候，需要出具相应的证书或推荐，但是普教或与企业脱节的职业教育提供的证书或推荐，很难令雇主相信，类似于你要怎么向雇主证明你的能力？在德国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德国的职业教育文凭和评语与工作现场密切关联，充分反映出劳动态度和技能。”并且德国的教育体制“导致了德国劳动力在就业资格上的高度标准化”。
反观中国，在传统上，工就与中国文化脱节。连中国对于自然的态度都是：只求欣赏，不求认识，只问完整的外形，不问内容的节目。其次。“士农工商”的地位打造，只有那些只有做工潜力好，其他都不行的人，才去选择工的职业。再者，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精湛的工艺技术，然而最终导致了技术的失传，一是缺乏传习的人，而是缺乏传习的工具。就工具来讲，主要是文字，但中国文字都是“士”阶层拥有，记录的内容大部分都为正统学说，纲常伦理，四书五经，工与士中间隔着很深的鸿沟。
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都并没有去对“技艺”做更多的研究，反而借着口号上升到政治的斗争。那时候，"工的地位是荒诞的，其地位提升是虚幻的，没有真实的支点，是过眼云烟，不可持续。“
中国72%的中职生说他们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所以，不难推敲，职业技术学校在中国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大家还是前赴后继的去学习“正规高中”，而高中的目的也是为了考大学，那些对学习没有兴趣或者中考落榜的学生，本来就对学习没了什么兴趣，而那些读高中为了考大学的人，又有多少是真正感兴趣的人呢？与兴趣无关，却目标明确，那一定是强烈的功利计算，同时也因为大学文凭捆绑了太多的好处，不然又怎么能高高兴兴地去学习呢？
我国教分流的困境
第一是独生子女政策。在古代，家里有几个子女的时候，这时候父母会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来选择让他们去打工还是继续求学，而独生子女政策灭绝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成员教育上的分流，直接促成适龄人口中高考生的高比例。但独生子女承载着家庭全部的希望，是家庭未来的救命稻草，每对父母在孩子身上付出太多，以至于考大学成为孩子的必然选择。必然增加了竞争的压力，也使许多孩子成为高考的陪绑生与牺牲品。
第二是官员的选拔与学历的结合。我国科举制度由来已久，自唐代开始，科举便于做官产生了直接的挂钩。但科举制往往是帝制的基石，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从而，功名直接造就了官员的合法性，科举制间接地建立了皇权的合法性，因为科举必将为皇权服务，没有证据表明皇权兴科举是为读书人提供领袖目的的。就科举本身来说，因为无路可循：不考试入仕遵循什么，不考八股文又有什么更好的考试内容呢？
第三是复习与复读。一旦中高考的独木桥没有越过，若想继续求学，唯一的方法就是复读。而根据一年一考的周期来看，复读的这一年复读生需要进行过量的复习，而过量复习必将导致对于好奇心的丧失。根据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学生每日的学习时间最长，然而各国学生所学内容和多少都相差不大，那么过度时间学习意味着什么呢，即复习所占的时间比重过大，这无疑是扼杀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最大手段。举例来说，高中的最后一年，完全是用于复习的，那么对那些复读的人来说呢，复习时间到底占了多少？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去调查一下中国目前的复读生有多少，这会让你惊讶。笔者遇到过复读了5年的学生，有些干脆从初一或者高一重新来过，这就意味着，不仅有一部分时间什么也学不到，纯粹在复习，也意味着在这上面耗费了太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当最后的考试失败了，那么，你还有多少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现代教育模式值得批判
现代教育讲求标准化，批量生产，批量投放，这跟工业化标准如出一辙，它的严重结果就是强行制造单一，在本就没有多少选择的情况下，你没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只得接受这样的批量操作，因为这标准化才是世俗认可的标准。
而有些人从最开始的读书到最后的工作，他们已然不是最具生命里的群体了。过长的学制，导致有一些优秀者强行在学校内接受管制，没有更多可能的创造，好多大学允许你读5年，6年甚至更长，但就是不允许你读3年，甚至两年。有些稍微读书晚的，或者复读生，到最后开始工作都已经接近30岁了。“一个年近三十的人，还没有真正地承担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责任感极可能因延迟而终身发育不良。而半数的成人缺乏责任感的社会，必是随波逐流的社会”。
“教育的宗旨必须是：不在于叫你们学会什么，而在于叫你们”学会学习“；不能逼迫你平行地跟着众多科目走，而要让你在广泛的接触和只有的选择中形成自己智力上的爱好。所谓自学，就是自己决定方向(没有爱好那是不可思议或动力虚弱的)，选择题目，寻找信息，阅读后经过消化产生自己的想法、见解、方案。主观能动性是贯穿其中的，至关重要的，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往往是外力过强，导致内力消失。而内力的消失，就是满盘皆输。”
情商、兴趣与创造力
情商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要比智商更重要。其一，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恐怕要考情感来解决，其二，决策中的理性离不开情感的帮助。人类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的社会生活日益从零和博弈转变为非零和博弈，冲突与战争日益被合作与和平取代。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而人际关系的依赖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情商。
但是，生存方式和教育方式会抑制孩子情商的成长。生存方式而言，中国是由大家庭变成了三口之家的小家庭，以前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大家相处便自然习得相处的技巧，而现在多数独生子女，导致在同龄人之间相处的孤单，使情商发展良莠不齐。教育的发展导致的竞争使孩子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作业也占据了孩子们与其他小伙伴的空闲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其中关于情商的发展都是有影响的。情商下降会导致抑郁症的产生，这在目前的青少年中占据的比重非常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文中已经阐述了兴趣丧失的部分原因。小孩子往往好奇心强烈，但是太过压制得到的效果适得其反，案例如此之多，不再列举。我们都是受害者，至少在寻找兴趣的路上，我们没有那么顺利，这其中与教育体制关系几何，耐人寻味。兴趣并不等同与好奇心，好奇心往往浅尝辄止，三分钟热度，而兴趣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而兴趣本身是一件复杂的事，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对孩子兴趣的破坏都是釜底抽薪，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通识教育上。很多孩子特别听话也特别努力，但是他们也毁于忙碌，或许成就的方式来自于时间的投入这无可厚非，然而对于心理的非健康引导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无法估量。
创造力是探寻世界真相的源泉，模仿和创新根植其中，两者结合。然而，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大多也是“照葫芦画瓢”，至于怎么来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不那么重要，权威性书本就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同时，过量的灌输也必将导致思维模式的固化，因为你的思维就是受着传统理论的左右，偏离它，你便会陷入道德与真理的多重性审判当中，结果就导致了个体成为自己知识的奴隶而非主人。
模范就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创新更多在于提出问题。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已是心理上的“定居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寻求创新了，就像那些一听到反“传统智慧”的人一样，还会用传统智慧来印证传统智慧的道理，对问题本身的设计而言，则闭口不提。现如今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对学生创造力的摧毁，直接表现为创造性人才的缺失，更包括独立人格的缺乏，人们的趋同、从众的趋势极其严重。
两难的学科设计
语文更多与政治相结合，因此导致了文学在政治与科学当中夹缝生存。先不讨论语文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相关，就看它的标准化考试吧。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必须要有标准化答案，不然就是“意思都对了，但是不是那个词”。
作家余杰有一发现自己的文章被选作“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十道“阅读题”，于是他尝试着做了一遍，但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自己的现象，他说在写文章是都没有耗费这么多智力和精力。好不容易答完题目，看后面的标准答案，结果发现十道题都答错了。他感叹到，难道还有人比作者更了解“作者的本意”吗？
孙绍振说到：据说把前几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拿给全国著名的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拿到可怜巴巴的70多分。标准化答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语文学科的发展，考的是“伪语文”还是“伪能力”这在语文试卷的设计上可见一斑。
中国学生是做题的高手，就拿数学来说，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就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问题，“全都懂了”，全都会做了，万事大吉。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学生年级越大，年级越高，问题就变得越少。
对其他学科来说，像外语，多少学生学而无用，但还是拼命搞了很多年，充其量也算是个半吊子水平，做题能力也有路数，勉强考个高分。然而真正在遇到外国人的时候，竟然变成了哑巴。其他的科技科，音体美课程，因为和高考没有太大的关系，都纷纷给主要学科让路，更不必说能在其中发现多少其他的天赋了。
行政专权与放权
中国教育的生态其特征是行政专权，其后果是多样性的全面丢失。在中国，实则是教育的垄断，学校承担了教育的主要角色，如果教育可以由政府办，也可以由团体办，由个人办，那或许会是一种创新。专权就要放权，放权的结果是我们可以“提供”多样的教育，而非“规定”唯一的教育。不同宗旨和理念并存，社会有多元的需求，个人也能有多元的选择。
中国目前的教育太过集中了单一，教育的路径也太少。放权要管理者放权，给其他教育机构一些空间和权利；教育者放手，要给受教育者一些创造自我的可能性；受教者的放手选择更多可能的分流方式。行政专权必将导致单一性，单一性也必将影响教育的发展。
结论
本书以素质空洞论的伪命题出发，提出提出“学历军备竞赛”的关键词，进而对军备竞赛的原因做出分析，表明这在中国目前的局面是种两难，学历的贬值，学历与能力的关系模糊，因此建议削减竞争。如何削减竞争？分流，但是，在中国分流不符合国情，行不通。进而指出其他病理，过度复习导致了兴趣的丧失，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同时也表明情商，创造力也受到教育的影响。
同时，对现代教育模式进行批判，更多体现在教育的内容上。而学科设计的两难，更让教育的病情雪上加霜。在叙述方法当中，分流是军备竞赛及其解决之道，放权前后是生态，其特征是行政专权，后果是多样性丢失。分流不成与多样性丧失，相辅相成，摧毁着中国教育。
说明
讨论教育这样的宏观主题时，总会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别忘了，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怎么样的，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员，有些是教育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有些是教育模式的受害者。中国目前的教育模式不可否认存在太多问题，但是也是符合国情的两难选择。之所以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初心在于让中国的教育变得更好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它，我们新一代人应该具有这样的气魄和使命。
然而，总有一些中间派，看待问题的方式有点“中庸之道”，觉得中国教育就是这样啊，你能有什么办法？笔者想说的是，有病不医便会病入膏肓，不对症下药便会拖延病情，共同的问题不是靠事不关己的态度能解决的。但是教育的问题还是需要具体落入到有效的实践当中，太多的理论都让其显得苍白。郑也夫把教育看的很明白，但也没有得到极好的解决之道，提供的方式都只是一些可能性，不然就不叫《吾国教育病理》而叫《吾国教育病方》了。
爱恩说过：现实主义意味着堕落，绝对的现实主义意味着绝对的堕落。我们总得保持一些对未来理想主义的追求啊，不想成为受害者的有两个前提，一是不处在危险的环境当中，而是改变那个可能受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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