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大德庄康氏的故事
●广东康氏文化研究会领导班子和广东康氏宗亲代表在番禺区新桥村康氏宗祠开座谈会
●遂川籍康氏学子喜讯连连，捷报频传！
●热烈祝贺江西省吉安县康氏族谱颁谱庆典顺利完成
●寻亲启事！康家人扩散！康纪文寻找旅居台湾的爷爷康建隆及其后人信息！
●用一生守护环境的康昌奎
●河南历史文化博览-姓氏篇：康姓
●康献堂会长邀请多位文博专家到文化苑工地及卫国相关遗址考察纪行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
“老实孩子作大惹”，胶东话，形容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孩子往往会闯出大祸，而光绪帝恰恰就是这种老实孩子。慈禧选择光绪作为大清朝皇帝，是有她自己的算计的，而且慈禧也确实在全力培养这个外甥，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带领大清国走过这段风雨飘摇的时期，她到了“下面”也能向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但不幸的是就在光绪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国变等大事，让已经有些喘过气的大清国再次沉入地狱，慈禧和光绪死后三年，清朝即灭亡了。
光绪皇帝
慈禧选择光绪继帝位，千算万算，究竟漏算了什么？光绪帝在他执政期间都出了哪些昏招？我们普通人又能吸取什么教训？
一、“同光中兴”中迎来新皇帝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在她刚刚走入政治中心的时刻,大清帝国可谓千钧一发,险象环生:朝廷之上,八名顾命大臣公然向太后叫板,政治分裂势不可免。长江下游,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像一把失去控制的熊熊大火,把中国半壁江山烧得一片狼藉,大清帝国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同样要命的是,外国鬼子刚刚烧毁了圆明园,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帝国没有抵抗能力,随时准备把大清分而食之。虽然对她的政绩评价不一,平心而论,被剥夺了早期教育权利的叶赫那拉·兰儿,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可以称得上出人意料地杰出。她的表现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在某些历史时刻,甚至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她果断利落地发动政变,清除了顾命八大臣。她开明地重用汉人曾国藩,眼看就要吞没大清王朝的太平天国狂潮在她的脚下突然退却。人们把她执政的这些年称为“同光中兴”。人们说,是她再造了帝国,使一个奄奄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生机。
慈禧太后
但很不幸，他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位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她不得不另觅新君。
“湉”的意思是“水流平静”。以“小心“恭谨”闻名的醇亲王亦譞给长子起名“湉”,这表明他也只是希望这孩子一生安稳平顺而已，在不胜寒的政治高峰栏杆拍遍的他，饱览风光壮美，更深知风涛险恶。对他来说,什么“雄心”“功业”都是些令人厌倦的词汇，政治首先意味着的是风险和毁灭。然而世事就是这么不可捉摸并且充满荒诞,偏偏就是这个孩子,被他的嫂子兼大姨子慈禧选中,要接替刚刚死去的同治,继承大清王朝的帝统。
发生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那一幕让所有的大臣记忆犹新:太后的话刚出口,中选者的父亲奕還如同被雷击了一样,当时瘫软在地,“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翁同穌日记》)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的那些故事,证明了这位亲王对儿子的命运是多么有先见之明。然而,与强大的命运比起来,任何先见之明都苍白而徒劳。
年届四十、正当盛年的太后,驾驭大清帝国这艘航船正是得心应手、逸兴湍飞之时,选择一个年长的王子为君,自己放手交权,当然非她所愿,之所以选择四岁的载湉,除了他的年龄之外,一个隐秘而关键的原因,恰恰是他那个富于远见、闻命痛哭流涕的父亲。这个以“谦老成”闻名的小叔子兼妹夫是一个异常合手的工具。他十分乖巧,素无野心。他会圆满漂亮地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又会像她肚子里的蛔虫一样,知道怎样和权力保持最恰当的距离,以迎合这个权欲极重、猜忌心极强的嫂子。只可惜他大了一辈,要不然真是帝位继承者的最佳人选。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孩子的性格。在命这个孩子入宫之前,她曾经不动声色地向妹妹了解过。妹妹说,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的“文静”,从不淘气。这极惬太后之心，看来小载活起码不会重蹈顽劣的同治皇帝的覆辙。
同治皇帝
然而,和这孩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慈禧就发现,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孩子绝非大清皇帝的合适人选。首先，光绪皇帝身体太弱，经常生病。其次，光绪与慈禧性格反差太大。不是慈禧喜欢的类型。叶赫那拉天生精力旺盛，性格刚强，像一团火，而光绪天生禀赋不足，精神不健旺。太后像男人一样干练，什么事情都处理的清清爽爽，一丝不苟，光绪皇帝却做事拖泥带水，又没长性，经常玩着玩着就烦了。太后精明聪慧，善于察言观色，这个孩子却木头木脑，缺乏灵活劲儿。
万幸的是，小皇帝学习用功，而且小皇帝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的这件事,恰恰是太后最看重的一件事。他竭力向太后展示自己的好学。据向太后报告的太监说,小皇帝不论到哪里,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经常在走路时还念念有词。每天睡觉前,他都会背一段《诗经》才睡。听到这些消息,太后由衷地感到高兴。(《翁同龢日记》)。
人们有理由期待他会如同他那些伟大的祖先一样,有能力带领大清摆脱困境,重现康乾时天下太平万国来朝的荣光。太后松了一口气。说心里话,叶赫那拉当这个家当得确实有点累了。今年她已经五十五岁,白发已经悄然爬上鬟端。这二十八年里,她觉得她操够了心,受够了累。现在孩子终于长大,她也可以歇歇了。何况,通过她多年辛苦经营,大清帝国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认为自己交到光绪手上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统治基础。
二、一场惨败的“首秀”
在十五年的漫长准备之后,光绪帝终于握住了帝国巨舰的舵柄。就像一个交规考试得了高分却一直没有机会练手的学车人一样,他早已经跃跃欲试了。青年人总是不满现状,因为胸怀“尧舜之治”的雄伟理想,皇帝对大清帝国的国势比谁都痛心疾首:列强环伺于外,大臣狃安于内。国家衰弱贫困,百姓民不聊生。虽然有人把太后执政以来的政绩吹捧成“同光中兴”,光绪却不以为然。虽然精明,虽然能干,太后毕竟只是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妇人而已。满腹诗书给了他轻视太后的理由。读过三遍《资治通鉴》、自信深谙历朝治道的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唤醒死气沉沉到万马齐喑的中国。
然而,在亲政的头几年,年轻的皇帝并没有给大清帝国带来惊喜。在短暂的欢庆气氛过后,大清帝国又陷入了平沓缓慢的旧节奏。虽然已经胸有韬略,但坐到了驭手的位置上以后,皇帝发现在然能很大程度上是车在操纵他,而不是他在操纵车。亲政以后,天下一直风平浪静,帝国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发条的钟表,一切都按照太后执政时的成例一成不变地运行。在成例的笼罩下,他并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
在亲政的前五年，皇帝烦躁而又抑郁。
似乎是天遂人愿。光绪二十年()七月,一封来自异国的报,如同进在皮肤上的一粒火星,烧灼得已经松懈多年的清帝国政治神经猛地一下收缩起来。这一年年初,大清属国朝鲜发生内乱,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日本人也借机出兵朝鲜,挑战中国的宗主权。
听到这个消息,温文尔雅的皇帝拍了桌子。气愤的同时,皇帝又感到强烈的兴奋。
振兴大清的机会终于来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没有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进行战争,也没有比日本更合适的对手。如果打败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的第一场胜利。也许这场战争会成为大清国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它将大大增强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在战争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干,自然会在朝野树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促使太后进一步放权。那么,他就有机会刷新政治,带领大清走上自己设计的自强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旧日的荣光。
对于皇帝的态度,包括师傅翁同穌在内的一大批朝臣,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轻的中下级官员,都坚决支持,一致欢呼。在他们当中,曾国藩的孙子翰林院编修曾广约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建议,大清此战不但要击败日本,还要抓住机会干脆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把它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只有这样,才能永绝后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皇帝把情况汇报给了太后,太后没有立刻表态。对于皇帝亲政五年以来的表现,太后是基本满意的。特别是进入光绪二十年()以来,她的全副心思都用在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上了。她没时间来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她对皇帝说,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么乐观,比如北洋海陆军最高统帅李鸿章和他的部下。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李鸿章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年,就是光绪成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折中提道:“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所组建的北洋海军,十分明确地把日本作为假设敌:“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对国际事务颇有了解的李鸿章十分清楚这个小国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日本国的海军这些年来扩张神速。而大清的海军自从成后,就没有怎么更新。从军事实力上说,日本绝不占下风。特别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后,日本国的国家效率、战争动员能力等合国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提出了“避战求和”的建议,他建议皇帝主动从朝鲜撒军。如果避过此战,中国就可以获得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实力充足之后,再与日本交锋不迟。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这一建议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高明的一个主张。如果这一建议得以采纳,那么日本挑战中国的时表就会被大大延后。
然面,对于这个建议,皇帝认为简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战,就主动示弱,成何体统!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李鸿章。皇帝说,主动撤军,有失“大清”的体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鸿章抓紧一切时间,整军备战。
甲午战争局势图
进入军事统帅状态的皇帝抑郁一扫而光。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充斥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等雄性词汇的作战方略。亲政以来,终于能够亲自指挥帝国航船的航向,真正担负起国家的重任,怎么能不弹精竭虑、全力以赴?
然而，精读过《孙子兵法》和《圣武记》并不证明皇帝就懂军事,尤其是近代军事。战争过程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清军与日军第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惨败,不得不退守平壤。对此小挫，皇帝不以为意,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战之后,他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战之后,清军仍然违反他的指示,节节退缩,及至年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全朝鲜。
年10月,日本军队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决口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试图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日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
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自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主张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李鸿章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封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按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已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静下心来分析整个局势,没有兴趣在大脑中预演几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个低劣的棋手一样,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个个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他催战甚急,对所有的前方将帅都不满意。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有畏敌不进,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
海军也同样如此。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即极为不满,认为他“畏敌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经过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瞎指挥。战争正式打响后,光绪皇帝听说日军军舰深入威海、旅顺海口活动,生怕日本海军进犯天津,并由天津威胁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连湾台、撤顺等处,为北洋要隘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距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这道圣旨,导致北洋舰队从此放弃远道,主动放弃了制海权,极大地束缚了北洋水师,使海军处于单纯防御、被动挨打的境地。
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电旨催通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唯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他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复名誉。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遭。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战争既然打到这个份上,最后的结果都是屈服,那么当然越早议和越有利。然那些年轻的主战派官员却坚决不同意。在两难选择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地狱般的折磨。有生以来,皇帝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大的压力。他的意志品质难以适应这样一场意想不到的规模的战争。继续这样一场战争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结束这场战争更是需要超乎寻常的现实感和判断力,这些皇帝都没有。
皇帝选择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书战策都扔到一边,前线的战报也任由它堆积如山。他不再废寝忘食了,不再聚精会神了,不再连续不断地召见、会议、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宫,长时间地翻阅诗词、戏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觉不再醒来。
当皇帝再一次被战报催迫着出现在大臣面前的时候,人们发现,皇帝已经由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变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还要急切。对日议和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声称,他坚决反对割地,“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如果日本人必要割地,“鸿虽死不能画诺”。连积极策划议和的太后也反对割地。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众议,下定了回意割地的决定，他面召李鸿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权。然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之严苛，还是大出举朝的心理预期，不但割地要割辽南,还要割台湾全岛,并且军费达三亿元。李鸿章阅之下,立刻愕然,他急电北京:“日本所要军费过高,并且辽南为满洲腹地,无论如何不能割让。这两条中国万不能从,和约不成,唯有苦战到底。”几乎全体朝臣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太后甚至说:“两地皆不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只有“光绪之意,颇在速成”。皇帝现在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快快结束战争。只要能结束战争,什么条件他都打算答应。他被战争弄得太苦恼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议上签了字结束了这场大清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战争(刘功成《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三、痛定思痛搞变法，却把全国“惹毛”了
中日战争让他见识了“西法”的强大。他没想到,日本在战争中竟然能迸发出这样巨大的能量。看来,“西法”的威力远远超过“祖宗旧制”。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思想,一场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在病榻之上,他命人进呈了驻日公使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以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皇帝“如获至宝”,这些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与“祖宗旧制、圣人之言”完全不同的新世界。他终于发现,战争的失败,并非是因为他的“无能”,并非是由于他不够“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恰恰是因为他太迷信圣人和祖先了。其实他们留下来的旧式武库中的武器完全不合实用。皇帝认识到,如今时代,“外洋各国是今非昔比的”,中国“一切落后,大量地做赶不上外国”,“西人皆曰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一气之下,皇帝命人把他案头的那些性理之书搬出去,以“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梁启超《戊成政变记》)
只有“维新变法”,让大清脱胎换骨,才能扶大厦于将倾。可是,法如何变,旧如何革,从哪里入手?他也没有答案。
年6月3日,皇帝在养心殿书案的众多文件中发现了广东籍断科进土康有为的一封奏折。进士直接上书皇帝,这种情况分罕见,皇帝立刻打了开来: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竟长,不能强则剽,不能大则小,不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南是也…拿起来,皇帝就没再放下。他当天没有吃午饭,晚上又把这奏折携带到寝宫,在灯下细细再读。
康有为
史书记载,读了康有为的上书之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理衙门总署的诸王大臣接见康有为,向他详细询问补救之方,变法条理”。(苏继祖《清廷戊戍朝变记》)
关于戊戌变法,大多数读者头脑中都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历定论”,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反对变法,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发誓要捍卫大清租制的每根毫毛。
其实并非如此。
确实,古老的中国在外界刺激面前,觉醒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然而,经过甲午战争之后,被砍掉了肢体吸去了血的老狮子终于痛醒了过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终于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如果照过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国除了灭亡之外,别无可能。可以说,战争修正了每个人的观念,“变法”已经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连翁同穌的思想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康有为等人组织起来宣传变法的强学会,不但吸引了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穌、孙家鼐、李鸿章、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了它的会员和赞助人。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连一些原来以“仇洋”著称的真正“顽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荫霖等人,也都开始同意中国必须进行起码的改革。当时的情形正如军机大臣孙家鼐所说:“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至于慈禧太后,更并非一个“顽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务运动,在“设立同文馆”等事件上表现出了坚定的改革倾向。因此,当皇帝来到顾和园向太后汇报他的变法构想时,太后立刻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问题是,太后认为,皇帝难当此大任。甲午战争已经证明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这可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全面改造。说实在的,即使康熙乾隆那样的圣主再世,也不一定敢进行这样的尝试。但太后又没法反对。第一,她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自从居二线以后,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预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时国力已经弱到极点,眼看着就要被列强瓜分,如果不实行变法,最后搏,“死马当作活马医”,确实别无出路。第三,“变法”是怎么国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并无成见”。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记不住那么多新名词了。她对于西方政治运作方式,对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都一无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识素养不足以出面亲自领导这样的变法。
想来想去,太后决定支持变法。但是同时,太后明确地重申她必须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力。另外,太后还要求皇帝发布上谕,调任她最信任的荣禄为直隶总督,并节制北洋水陆各军,以便牢牢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法如何变”她不太了解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她却比谁都清楚。与国家安危比起来,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变法必然带来震荡她要预先做好安全防护,一且“变法”过程中出现任何偏差和问题。
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后,光结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得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内,居然下达了百三十三件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米。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面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相信,他们只要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三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十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有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为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干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这样一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憾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彻底对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八月初六，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
戊戌政变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已经没有了内容。
四、归途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慈禧和光绪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从中品出了一些味道，总结了一点儿教训：
1、孩子，还是要因材施教，不能将自己的理想强加给我们的孩子，不能放养更不能圈养。培养健全的人格优于其他一切目标。
网上有过一种调侃：“为什么要生二胎，因为“大号练废了”，申请个“小号”继续练”。好像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们在培养第一个孩子时犯的错误都可以纠正，第二个孩子就一定会有出息似的。
慈禧也是这样想的，同治皇帝是在奶妈的襁褓中喂养长大的，那时候她正忙于浓妆艳抹，争宠于后宫，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众所周知，同治皇帝是清朝皇帝中最顽劣的一个,从小顽皮异常,任性乖张,长大后热衷于微服出游,泡茶馆游妓院,最终染上恶疾,一病而亡。所以慈禧对光绪就特别上心，关心皇帝的每一顿餐食，关心皇帝的每一次的课业，但同时她也跑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对光绪皇帝的极端严苛。小皇帝竭尽所能，也很少能得到太后的褒奖。如果他上朝时过多地扭动身子,下跪时忘了复杂的规矩，无一例外,都会受到太后亲口的或者通过太监传达的批评。慈禧太清楚地记得同治是怎么被惯坏的。甚至小皇帝走路偶尔蹦跳,如果让太后看到了,都会招来一顿训斥。教育学家说,刻板、教条、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性格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些孩子往往拘谨懦弱,胆小怕事,同时又执倔强,不善变通。这些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会下意识地时时处处以父母的要求来评价自己,对自己过分苛求事事追求完美,对自己和对他人都缺乏宽容。不幸的是,光绪的性格中这些特点非常明显。
2、做事情还是有点“保守主义”心态比较好
老子，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很多人眼里那简直是奇葩。他主张“抱残守缺”，即抱守着不是那么让人满意的世界也挺好，即使要改变，也是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去改善。他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即再大、再好的事情，你也不要太兴奋，全扑上去，搂着点。这些理论让人好不齿的，但我们看了光绪和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我觉得对老子的观点还是要多思考一下。
改革之初，所面对的阻力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眼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们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急风骤雨,连出重手。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公开的反对。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
所以戊戌变法失败的种子就种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过于急躁冒进，总认为圣旨一下，立刻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就升起了，大清国立即就一扫陈腐老迈之气，立即就变得欣欣向荣。
可悲可叹。
3、发动变革，要尽量的争取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支持，让他们参与其中，让他们觉得这个改革方案也是出自他们的手笔，只有这样才能成事。
改革者、革新者通常面对的不是什么公司，而是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系统，如果只是给它一个全新的管理方案，不管这个方案有多优秀，对这个系统来说，都是一个天外来客，都会出现排异反应，很有可能会失败。只有让这个方案得到系统内所有关键人物的认可，它才能实施，革新者的方案才能让这个公司变得更好。这才是革新者的初衷吗，革新者的意见不重要，让革新者的意见成功的实施下去才重要。不是吗？
4、开放和连接的重要性——开放的心态，求知欲爆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去与这个世界发生连接，才能让一个人、一个公司立于不败、值得尊重。
年,当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走进这座宫殿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时光倒流:“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高大的门洞之外生机勃勃的喧闹的城市,而在门洞之内,却是沉寂、荒凉的像时间被锁住的另一个世界:“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绝非共处同一时代。”(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厚厚的宫墙阻挡了时光的进入。虽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日千里,紫禁城里却还充斥着康熙乾隆年间的空气。
按照时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失败的。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因为在传统政治教科书中,那些都是无关紧要之事。唯一重要的是“圣人之道”,老师说,只要掌握了圣人之道,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宫廷教育对他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还是高分低能的典型。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国政治的潜规则,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和天真。
5、做事、做人不能缺乏弹性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门大吉来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全盘西化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国,造就了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暴露出急于求成、经不住挫折的弱点。
结语：
年12月2日，溥仪即位。摄政王载沣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提出9年预备立宪方案，大清国开始立宪改革。不过随后在汹涌的民意下，这个时间不断更改，先是改为3年，又改为1年，最终匆匆忙忙拿出一份内阁名单，人们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皇族成员，于是群情激奋，精英们开始考虑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改革，年，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国灭亡。
光绪，是历史给清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可惜的是满清朝廷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代价就是中华民族已经没有耐心再给他们时间了。
可悲可叹。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