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午后，绵绵秋雨洗刷着长沙城，我和几位同道在岳麓书院文庙的大成殿前聊着“致敬国学”的话题。活动完毕，天已晚，我把目光投向书院后面葱郁的岳麓山，遗憾此行不能去拜谒黄兴、蔡锷两位湖湘先贤的坟墓了。
整整一百年前的10月31日，积劳成疾的黄兴在上海溘然长逝，年仅42岁。闻及好友的死讯，沉疴在身、正在日本治疗的蔡锷将军，写下了一副悲痛难抑的挽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岳麓山上黄兴墓
未及一旬，11月8日蔡锷逝于日本，随他的克强兄而去，终年33岁，比黄兴更为短寿。他的老师梁启超如此挽悼自己的得意门生：
国民赖公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岳麓山上的蔡锷墓
两位湖湘伟男先后而去，对历史进程之影响，无法估量。天不假寿，英雄无命，是辛亥革命前后许多志士仁人的共同命运，他们像彗星一样，闪亮地飘过天际，照亮人间，然后迅速地坠落了。
而在这一年的6月6日，黄、蔡两人的共同敌人、也曾是他们的盟友与上司袁世凯，因帝制一梦成烟云，羞愧交加中在北京病亡，寿年也未及花甲。
黄克强、蔡松坡二公来到世界上，耗尽其短暂的生命，似乎只是为了推翻清廷、初造民国，然后再起兵反袁，再造民国。护国大功告成，袁世凯走了，他们完成了人世间的使命，也就先后辞世。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黄、蔡去世后，他们的灵柩运回故乡湖南，民国政府以“国葬”之规格，将他们安葬在湖湘文脉所系、精神所钟的岳麓山。而袁世凯尽管遭到天下人唾骂，但有他那些手握重兵的北洋旧部在，政府还是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
民国肇建，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章，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
袁世凯的灵柩由前门火车站起运，回到了他的故乡河南，葬在彰德府（今安阳）的洹水之上。这是他当年被摄政王赶出政坛、称病隐居待变的地方。
我曾数次登临岳麓山，来到黄、蔡二公的目前奉上一瓣心香，或独自一人，或陪外省的朋友，或挈妇将雏。
??袁世凯出殡场面
埋葬袁世凯的安阳袁林，我也曾在年的一个秋日，由当地朋友做向导去参观一番。黄、蔡之墓，占地不大，营造相对简朴，只是高耸在山上的墓碑彰显他们生前伟岸坚卓的气魄。而袁林则是规模浩大，事实上是按照帝王陵规制营建的，有气派的牌坊和碑亭，陵墓前有长长的神道，神道两旁文武翁仲完全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的装束。文官头顶平天冠，身着大礼服，袖手肃立；武官身着北洋军服，腰扎皮带，手握军刀。
??安阳的袁世凯陵墓
这三人后世的评价可谓云泥之别，袁世凯被称为“窃国大盗”“乱世枭雄”，黄、蔡二人则是“辛亥元勋”“民族英雄”。英雄也罢，枭雄也罢，他们总算是有幸埋骨于故土。
百年之后再来评论这三位豪杰，我以为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贴标签的方式。黄、蔡固然伟大，但袁世凯也并非一无是处，“武昌起义”后没有袁出山，进行南北议和，光凭孙文、黄兴、蔡锷等革命党人的努力，民国未必能顺利分娩。袁晚年称帝的糊涂，更有一种悲剧的意味：千古英豪和独夫民贼只在一念之间。
??袁世凯墓神道前的武官塑像
袁世凯为什么晚年走了“称帝”那样的昏招？后世史家多有论述。无论如何贬斥他或为其辩护，我以为评述历史人物，要把他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而不是做事后诸葛亮，以今日已经明了的规则、知识去品评前人。民国是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博弈而诞生的，袁世凯虽然是当时最具政治势力的人物，身为大总统，但在各派势力中他也无法做到定于一尊，国会、政府以及地方势力，错综复杂，让他焦头烂额，对“共和”国体的失望，在中国当时大有人在。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从袁世凯到孙中山、蒋介石，乃至后来的国家领袖人物，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但在治国方式上，几乎都希望“强干弱枝”，保障中央的权威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
对于脱胎于清廷重臣的袁世凯这样一位不学有术的人物，要树立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提高行政效率，他能想到什么法子？当时的中国人又能想到什么法子？无非如龚自珍诗中所言“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是一种方便的路径依赖。殊不知时移世易，共和虽不令人满意，但皇帝的龙袍早就长满了虱子，舍共和而穿上破龙袍，就是冒天下大不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那是袁世凯死后一年多的事，苏俄式的党国体制，即以党建军，以军建国，再用党来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同时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权威不逊于古时帝王，通过党的组织行政效率比帝制时代更高。这一套，袁世凯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呢？那位吃过多年洋面包的孙文先生都得“以俄为师”呀。
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一代人也必有一代人的历史局限。任谁如何雄才大略，也破不了这个规律。
袁世凯是对蔡锷有殊恩的。清末袁氏任直隶总督、统领北洋劲旅时，是一位孟尝君式的人物，广结天下善缘。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天涯。孤单无依的蔡锷也想尾随恩师去日本，可蔡家很穷，他在湘省借不着盘缠钱，只好经人介绍向袁世凯求援，袁世凯慷慨地资助蔡锷一千大洋。——这真是一大笔巨款呀。对此，蔡锷一直感恩在心，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将蔡锷视为心腹，也在情理之中。蔡锷曾几次发表通电，支持建都北京；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年6月，“二次革命”前夕，黄兴派原宝靖招讨使谭心休到云南，约蔡锷起兵，蔡锷答道：“未可轻动。”谭心休说：“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蔡锷回答说：
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
这番言行体现了蔡锷具有足够的现代政治意识，只有共和政体在，袁世凯不违反约法（相当于宪法），那么就是合法的大总统，起兵反袁是违宪的，甚至可称之为“叛乱”。而当袁世凯公然称帝，这就“违约”在先，违背了对天下四万万人的契约，蔡锷再起兵反袁，就不是叛乱，而是行使对违约者的惩罚之权，即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他回到云南后通电反袁的电文中，解释了起兵的理由：
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
??蔡锷手迹：凡事一趋极端必失平衡国事因而杌隍此后当引为大戒
武昌起义后，黄兴日夜兼程赶到武汉三镇，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与清廷的军队鏖战；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宣布脱离清廷，声援黄兴；袁世凯手握重兵而观望，并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暗通款曲。终于在几股势力的合作下，清廷下退位诏书，共和国体建立。他们三人都对创建民国有重大贡献，本可以继续合作，使共和日臻完美；而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土耳其凯末尔那样的人物，流芳百世；蔡锷，本不必和他的恩人袁世凯刀兵相见；黄兴，本可以实现“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的夙愿，功成身退不必忧劳而致英年早逝。
但历史没有如果，三人最终分为两大营垒，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也在同一年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辞世后的一百年，这个世界还好吗？可惜，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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