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文学士往往外语和数学不好。龚毕竟是天才，十三岁即精通九章算术，二十三岁向后来成为著名天文学家的罗士琳请教浑天之术，两仪（天地）之形，以及七政（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之规律。还造了个月晷，罗士琳笑他不知岁差和里差，龚痛伤自己缺乏天文知识，再拜罗氏。龚自珍在当时可以叫“绝”的学问，不是经学什么的，这是人人皆可至的公用走廊，他的绝活是：东西南北之学、舆地学，蒙古语。地理学之兴盛，也是士人有感于边患颇仍，乃起而研究之。
比龚精深的是程大理、徐星伯，龚后来与程齐名；人称“程龚”。程早死，徐星伯不能像龚一样汉、满、蒙、回、藏五族语言都通。龚还擅各地方言。他幼立志要遍览皇清舆地，后足迹半中国，基本上能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与北方的轿夫、南方的舟子用方言聊天，聚会则为“两为舌人（翻译）以通之”。龚在这些方面都留下了“雪爪鸿泥”，人们为他在这方面未能大尽其才而惋惜、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真才实学在这个领域，可惜被他的文名给掩抑了。
其实，龚下功夫研究舆地学、少数民族语言都是为了做他的宰相学问，为政治服务。他研究西北舆地之后提《西域置行省议》，后来在李鸿章为相时果然这样做了。李鸿章还感慨：“古今雄伟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率大施于今日。”龚当时还向派驻吐鲁番的领队大臣上书，备论天山南路事宜、抚驭回民的策略。
当时若是个用人才的年头，龚能为皇清做多少大事呀！他研究蒙古语等也为了借以了解民俗土风，谋划边疆治理。龚自珍可不是一当了官就废了学的那种混世虫，他公余手不释卷，也不想发家致富之类的事，总想“建大猷，谋大事”，却连一些小事都没谋成。那些会装孙子的巧官，反而蔑视他，叫他“龚呆子”。若论付出多而得到少，则龚真是呆子。
而国家偏偏用那些有办法少付出而多获取的不呆的人，是国家在号召人们当滑头！在危机的时候卖主求荣、叛国投敌的正是这些滑头。在平时因循苟且、误国误民的也是这些滑头，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宗旨：别误了自己的事。《清词玉屑》卷五转述了一则掌故：
道光二十年，直督请裁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定庵在郎署上书万言，力言不可撤状，不报，（龚）遂引疾（以病辞职）。后二年，英兵入冠，其目朴鼎查直抵津门，上章请和，要挟失国体。人始服其（龚的）先识。
有权的没水平，有水平的没权，这是专制政体的总账。龚一生抄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九遍，他认为万言书只两句话：在位之人才不足，而士又不得尽其才。王安石都无可奈何，六品芝麻官龚自珍只有：“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
洵栖堂手陶/姜志平
四十五岁那一年，他再也忍受不了充满腐臭气的官场生涯了，他几次上书请归，那种老人政治风格除了杀人快，干别的事都慢，总是拖着他，有许多讲究，总要“研究研究”，龚“因归思郁勃，事不如意，积痗所鼓，肺气横溢，遂致呕血半升，家人有咎酒者，非也”。
龚借酒浇愁更是常事。有时人乘驴车独游率台，“于芍药深处借地坐，拉一短衣人共饮，抗声高歌，花片皆落。益阳汤郎中鹏过之，先生亦拉与共饮，问同坐何人，先生不答。郎中疑为仙人，又疑为侠，终不知其人。”“戊戌还杭州，居恒具盛馔而不召一客，至期设席，举匕叉呼名而揖让焉。”你看，他活得多么难受吧！“那哭不出来的，才是这个世界的眼泪。”
当然，龚自珍不是痛苦专业户，若镇日肝肠寸断，则连五十岁也活不到的。那个与他同年来到地球上的雪莱，早在年就厌倦了，不想再骂那个“猪性”的英吉利了，也不想再所那些猪性的英吉利人的诽谤，去大海中获得了解脱和安息。别看龚自珍积年不洗脸，不换衣服，“故衣残履，十年不更。”但他绝不去自杀，并想办法从难言的苦闷中解脱出来。其法门，大略有二：一是“借琐耗奇”，一是“选色谈空”。
龚自珍曾自言他“真天下之劳人，天下之薄福人也”。他有强迫症，最怕空洞、最怕闲着、最腻歪闲人。他蔑视只求整齐的馆阁书法，不能毫无表现地去临帖，就是因为忍受不了那种装摸作样的空洞。才临了三四行，就“自觉胸中有不忍负此一日之意，遂辍弗为，更寻他务，虽极琐碎，亦苦心耗神而后已”。（《语录》）
因为练不好馆阁体，他便长久地这样“耗”下去，不能入军机、当翰林，便只有在闲曹冷署当校书官、当书吏，便只有去做永远也不当了宰相的事情。若以为龚自珍整天喝酒作诗吹牛就大错特错了。他写有近三千篇八股文，自言“华年心力九分殚”，十分之九的青春耗在了这件“伟业”上，但不得不承认“此事千秋无我席”，见到姚归安后，竟一把火自焚了二千篇。
他写过的各门各类的专著，连未成带已佚的共有近千种吧（每种是一卷的多），涉及经学、史学、舆地学、语言学、音韵学、金石学、古物学、文字学、目录学、校勘学、方言学、方志学、官制、掌故、兵法（如《孤虚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虚图说》一卷）、游记（《纪游》一卷）、《道古录》、《布衣传》，还有《续本草》、《艺海谈龙》，研究佛学的著作现存49篇，已知的亡佚著作有：《龙藏考证》（七卷）、《三谱销文记》（七卷）、《龙树三桠记》)，单篇的还有一串。
他校订、写定的名著也很多，如用了20多天的时间把李白集编订一通，他认为：“《李白集》，十之五六伪也。”“费再旬之力，用朱墨别真伪，定李白真诗百二十二篇。”还做出精到的评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这个断语也是可以移赠龚氏本人的。他用了大量的精力去“最(chùo)录”名著，写提要，留下了许多精当的评论，然而，在龚都是“借琐耗奇”的副产品、派生物：
奇气一纵不可阖，此是借琐耗奇法。奇则耗矣琐未休，眼前胪列成五岳。
这首诗下有自注：“为《镜苑》一卷，《瓦韵》一卷，辑官印九十方，为《汉官拾遗》一卷，《泉文记》一卷。”龚氏的这许多著作都归入了历史的忘川，它们是龚氏多少个不眠之夜的结晶，它们耗去了这个天才多少生命！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只是二分之一个龚自珍！
问题是这种劳作能给他什么样的安慰？这个不甘做“虫鱼学”学者的大思想家当时有何感想？这自然不得而知，估计是一言难尽。他有时也为自己的研究有得而自豪。如他过去到兖州，不去曲阜，不敢谒见孔庙，等他写成了《五经大义终始论》、《群经写官答问》、《六经正名论》、《古史钩沉论》后，“乃慨然曰：‘可以如曲阜谒孔林矣。’”并赋诗：“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
有时也能获得销魂夺魂的快乐，像巴尔扎克对古物情有独钟一样，龚自珍嗜古玩有奇癖，他的《羽琌山典宝记》列有三秘、十华、九十供奉等，都是无价宝贝。让他差点高兴得休克过去的是，他突然得一方赵飞燕的印，直径一寸，厚五分，洁白如脂，纽作飞燕形，上刻着四个芝英篆字：“婕妤仔妾赵”，他肯定是飞燕故物，“喜极赋诗”：
寥落文人命，中年万恨并。天教弥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飞仙堕，怀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换公卿。
在狂喜之下，他还遍征海内诗人为玉印作歌，居然有应和者。他把这颗印放在他的“羽琌山馆”的最上层，题其阁曰：“宝燕阁”。据一则不太可信的笔记载：这颗印是赝品，因某人与定庵赌博输了，以假充真用它抵债。后来龚也知受骗，又在自己输了钱后把它挡了赌账。浪漫士容易受捉弄，往往是如此这般。不过，应该感谢这种捉弄，不然的话，龚怎么能那么投入、那么快乐？反正一切过后都是个空、万相皆假！
洵栖堂手陶/姜志平
龚天生的那种“哀乐恒过人”的悲剧气质与佛门之大悲观天然契合。至迟，他二十二岁（年）已能运用释家典故在诗、词中表情达意了。他二十九岁的编年诗中有《观心》：“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表示要学习佛门止观法来过外星球活法，远离乱七八糟的“见闻”。但很快意识到“禅战愁心无力气”，他同年另一首诗表示“我执”深重，是“劫火”也销化不了的，“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他总结了半天，要想去掉“心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寓言决欲就灯烧”！这一年宣布“戒诗”，并写了“如偈亦如喝”的《戒诗五章》：“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一个年方二十九岁的人悲灰到决心去当比丘、自封歌喉去当“活尸”的境地，他有多少难言之隐！这其中肯定不仅是“长安献策不见收”的政治失意，还有个人感情上的挫伤，有他自己不欲明言的内心痛苦。
人们都以为龚自珍放肆直言口没遮拦，连最为知音的魏源都严厉地批评他，要他“痛自惩创”、改掉“酒席谭论，未能择人”的习气。其实，龚更多的是有话没有说处、吟罢低眉无写处！他只有在佛光禅地的“通明观”中既能获精神曼妙之乐，又能获“非想非非想定”。
他大约是二十八岁（年）时拜江居士（名沅、字子兰，又字铁君）为师的，正式研治释典，潜心大乘，超越凡夫禅，修证实相观，自名“观实相之者”，相当投入。他要从佛经中借得一双慧眼，好把这纷纷扰扰的世相看得真真切切，把自己看个明明白白。
跟着感觉走的龚自珍不是单线条的，他上午读佛经，下午又去研究今文经，晚上又可能收集秦台汉镜去了。他表示要“空心”“戒诗”、可是很快又憋不住了，“庚辰欲戒诗，庚辰诗语繁”，戒诗这一年反而诗颇多。
所以他三十二岁时给江沅写信：“别离已深．违足下督策，掉举转多昏沉不鲜。”江沅给他的信中忧虑龚“信根退”，龚先承认“自珍久不见有信根”，但马上又狡辩：“信是何根？根何云信？”——这种人是学不了佛的，或者说佛学最恨放不下自我那一套的执拗人。
《大乘起信论》开宗明义讲必须“信”。龚自珍改不了自己的结习，他用文献学家的眼光去“最录”了许多佛经，更像一个研究佛教史的专家在作研究，而且有疑古的兴趣和胆子，断言“唐玉华寺译《大般若经》六百卷十分，是西土伪经也”。指出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有五大错误，他尤恨“蛆虫师”之言，像恨儒门中的乡愿一样。因为龚氏在音韵学方面造诣高深指正佛经译文上的问题还真是专家水平。
他几乎是在用古文经的家法治佛经，但后人所说的“公羊家治佛经”主要指他们的“义理”兴趣，后来的康、梁、谭也的确是侧重义理上的发挥。这似乎表明龚还是“老一辈”、不够新，还没有站到近代意识的阵地上来。但他的方法虽是朴学方法，却充满今文经、公羊学的“悍”气，他在《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的最后自设问答：“子重定法华之文，悍如此，不问罪福乎？答：凡我所说，不合佛心，凡我所判，不合阿难原文，我为无知，我为妄作，违心所安，诳彼来学，我判此竟，七日命终，堕无间狱，我不悔也。”
龚自珍“重刊”、“助刊”过许多佛经。他母亲段驯道光三年（年）在上海逝世，他解职奔丧，次年居丧，与妻子何吉云“敬拾净财”，助刊《园觉经略疏》，刷印了部，“伏因先慈金壇段氏烦恼深重，中年永逝，颇以此功德，回向逝者，夙业顿消，神之净土。存者四大安和，尽此报身，不逢不吉。命终之后，三人相见于莲邦，乃至一生补处。”龚自珍是很虔诚的，但他研治释典的文章，都是外缘的，看不出多少对佛门义理的内在深入的感悟。
只有在他的诗、词中，我们才能看到他的感情、他的心智、感觉等全套感性系统与佛理禅境的遇合、排斥、再遇合的过程。他是信奉天台宗、净土宗的，但他很难保证“中观”、很难做到“净、静”。不客气地说，他把佛理禅风给弄浪了：“万一砉然禅关破，美人如玉剑如虹。”释迦牟尼若听到他破禅关是为了美人如玉剑如虹，不把鼻子气歪了？他也知道自己的毛病：“逃禅一意皈宗风，惜哉幽情丽想销难空。”
不过，也不知是因为学佛、还是因为考中进士，还是因为忙于借琐耗奇，反正从三十八岁到四十七岁这十年间，他的诗突然骤减，每年只有一两首集会中的“作业”，大概是非写不可。他是道光八年再次宣布戒诗的，他在《自春徂秋……得十五首》的最后说：
忏悔首文字，潜心战空虚。今年真戒诗，才尽何伤乎？
这与学佛有关系，这十来年他的确埋头治佛经了。不过，在道光二年，他就给朋友写信说自己“终日坐佛香缭绕中，翻经写字”，但诗也不见减少。道光八年这次戒诗，是诗人真正厌倦了。是官场那种乡愿作风、庸人气息窒息了他的创作欲望呢？还是因为“领导”总是斜着眼看他，看得他不得不“守默守雌”了呢？他在宣布戒诗的那首中作了这样的解释：“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太难受了，干脆来个“封笔”。他后来也这样总结：“先生仕宦谈锋减。”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使他走向佛教的原因也是使他戒诗、使他走向借琐耗奇的原因，这三项都是结果，而真正的原因是对现实的厌倦，准确地说是现实让他厌倦，是琐碎沉闷、庸俗憋气的现实“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的结果，他少年的抗议除了有效地变成了自己的谶语，别无效验。
洵栖堂手陶/姜志平
“双负箫心与剑名”
据说，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是自然和女人，功名富贵其实都是奢侈品。龚白珍有着比功名心更强劲的天然心态：他对大自然和有才调的美女的挚爱甚至超过他的“宰相欲”。也难怪那个老人政治系统视他为怪物，他还真不是“正经主儿”，他深入传统、浅出传统（他有个“出入说”），研究经史、驱遣经史，钻研金石，玩弄金石。唱着“流光容易，暂时著意潇洒”的小调，走向徽州、回到杭州，走向京城，回到故乡，当然走到哪里，都包含着走向“美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与美人情浓意炽的时期，同时也是他诗情大作、谠论无碍的时期，即考中进士前和48岁后辞官后，大致与戒诗同轨迹。从考中进士到辞官南归这期间当然不会也戒了情欲，只是因为他戒了诗了，我们无从侦知而已。说不定有什么尤为刻骨铭心的恋情，不能明言、不忍谲言，从而决心不予一言了呢。反正不会是因为他考中进士看见晋升的曙光，从而遵守纪律了，因为他中进士后仍还原官，反而是彻底绝了腾飞的望的。
古语有焉：不忆则不情。我们看到的只是龚氏的“忆中情”，这种情，也只是抒情。但是我们能够约略地总结这个人情欲特征——性格特征：由色到空，往往“是相见便情长”，结果却是“冰雪无痕灵气杳”。
早期都是那伊人“在水一方”式的，都相遇在湖畔、河干，都是一个接一个的“间阻”故事，他总是感慨：“人天无据”、“人天辛苦”，总是问：“恩怨谁为主？”没有过一次无情感的肉欲宣泄的记载。他很刁钻，像是但丁、郭尔凯哥尔式的有心理障碍的情种。
他绝不是一个冷酷的肉欲主义者，他很念旧，总是在起初远望、后来悲伤的情绪中循环，像有点自虐症地寻找爱情的折磨，似乎，就像他在政治上没有成功一样，他在爱情上也是伤痕累累的。他早年的感情生活毫无轻狂之态，至少我们看到的只是凄迷、淡淡的忧伤、爱而不能的惆怅。
当然，由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龚自珍只是二分之一个龚自珍，许多问题不敢妄加判断。尤其是他现存的编年诗始于他28岁的嘉庆二十四年，此前的“少作”只有词，而词是“诗余”，是专写诗不宜写的幽情单绪的。我们就只能从其少年词作看到一个情意痴迷的还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压抑就耽于温柔乡的“宝二哥”了。而且他还没出仕，就决心要在大自然中尽情尽性过一生、“五湖添个泛舟人”！
也许正因为他天性如此，才不去枉道求容、屈己从势、不能易面目以求容，不去装孙子混入达官贵人的队伍中，从而困顿终身、悲怨终身，并在宦海中感到压抑时，对自然和爱情更加向往。而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因为上不了“青史”才转过来要上“青山”，因为壮志难酬，才“温柔不住住何乡”。
尽管龚氏本人也这样点染、自解，但为什么，他还是少年、还没去长安献策就酷恋青山绿水、香草美人了呢？只能说脾性如此。这种浪漫心性却硬去当官，其实是割了脚趾上供——两伤之举，尽管那些“上相”、翰林们未必不风流，但他们不具有龚自珍这种浪漫，就像《红楼梦》中薛蟠、贾琏的纵欲能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而宝玉的爱情却被视为坏了国体家风、也毁了他一世清名一样，龚自珍注定要被那个上流社会的主流文化排挤出来。他不服气也不行，他有他的惯性，那个上流社会也自有其惯性。
龚自珍聪明但并不精明。他满腹经纶却不会算计，他看着那些乡愿们“鼻涕一息何其潺”，人家也看着他怪模怪样的像个野生动物。在那种体制面前，他那经邦济世、兼济天下的儒生观念都使他奋不顾身地冲向那个官僚之塔，他要从塔基爬入塔身、钻到塔尖，就得练就钻狗洞的功夫，否则只能望塔兴叹，或朝塔吐口唾沫转身而去。
公正的上塔之路、输送人才上塔的电梯还是东方神话，为龚这样的浪漫士造个塔更是童话。或者说，他本不该去钻官僚之塔，而应该去钻艺术、学术这一路的象牙之塔，或站在十字街头真当个“吴头楚尾行吟者”——可惜他年轻时只是这样说了说。
洵栖堂手陶/姜志平
当他48岁辞官南归后，他一下子获得了鸟脱牢笼重返自然的解放感。喑哑了十年的歌喉禁不住要“站在地球上放号”了。更准确地说，像个病人出院了，各种欲望和机能一下子都复活了，他找着了行吟诗人的感觉，像李贺骑着毛驴背着锦囊，写一首掐成团置入囊中，他坐在南归的马车上，也如法炮制，最后捡出枚，即绝句首。它们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大型自传体组诗——《己亥杂诗》。
关于龚氏辞官南归，又不携眷属，“仓皇出都”一事，有一著名说法：龚与顾太清（本姓西林觉罗）恋爱事发，顾乃一贝勒爷的如夫人，龚怕报复所以仓皇出都，这叫“丁香花案”，而且还认为龚两年后猝死，也是贝勒家下的毒手。这曾是晚清笔记、小说炒火了的题目，其实是无稽之谈。孟森、启功先生等早已辨之凿凿。不管自珍与太清（都是清代一流词人，己亥年贝勒奕绘已死了一年）有无恋情，他出都虽然猴急并不是狼狈避仇逃窜。
他早在两年前就已递辞呈，看来辞职与太清事无涉。他在道光十七年由宗人府主事改礼部主事兼祠祭司行走。道光十九年，他叔父任礼部尚书，他例当引避，才蒙获准。这个跟着感觉走的人，早已情急了，他又至为率性，而且“一分种也不想等了”这种心情谁都可能有过。但他还是等朱丹木为他治好行装，始成行。而且，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并与在京的同好从容相别，所别者十数百人，与诸公的告别诗，有十八首。还曾与宗室的王爷们告别。
所以说龚是从容出都，显然无避仇出走情事，贝勒奕绘的长子也无两年后才去毒死龚的可能。龚若耽于与顾太清的恋情也不可能一上路就艳遇频起了。他不携眷属，大概正为了潇洒一把。
从龚自珍自己编定的《己亥杂诗》的次序看，这枝落花首先向朝廷频频致意：
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思。（第三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第五首）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第十首）弃妇叮咛嘱小姑，姑恩莫负百年劬。（第十六首）
够意思了，这个备受亏待的才子对国恩、君恩真够情深意长了。一点也没有热脸贴到冷屁股后的懊恼、反目、反败为胜的清高或轻狂，他的朋友说他宅心仁厚、天性纯挚、最敦伦理，一点也没说错。这个“弃妇”也真够没志气、没劲了。打死他他也不会像雪莱那样骂国王和父亲，这就叫“传统的作用”。病人虽然出院了，还是病人。
这个以“美人经卷葬华年”为口头禅的人，本是相信这便证悟了“色空不二法”了，但他在己亥年()五月清江浦上遇见妓女灵箫后，他们的目光相接的那一瞬，他就知道：糟了，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超脱世情、四大皆空的境地，色空还在自己心中二法着呢：“箫声容与渡淮去，淮上魂须七日招。”而且公然招供：“网罗文献吾倦，选色谈空结习存。”见到灵箫之后，他新情旧意一起涌上心头：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少年的他写“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狂来说剑、怨去吹箫”时就预定了这场今生后世缘？这是宿命，还是龚给眼前的妓女起名叫灵箫、以寄托自己的情志呢？反正“青史”上记下了“定公四纪遇灵箫”。
这是一个什么的女子，能让定公老夫再发少年狂呢？第一，才调纵横若飞仙，甚至有些狡黠，“能令公愠公复喜”。第二，“艺是针神貌洛神”，色艺双全，不然不能满足龚氏赏心悦目的全方位要求。第三，有须眉之气，有“非将此骨媚公卿”的傲气，洒脱、利索，健谈。第四，给龚的综合效力是：“一番心上温磨过，明镜明朝定少年。”总之，是个既智慧又风骚的尤物。
她，豆蔻年华；龚，鬓已星星也；所以龚起初很保守：“不留后约将人误，笑指河阳镜里丝。”尽管龚爱她爱到“心惊骨折”的地步，一度满鼻子满眼的都是灵箫，梦里醒着都是灵箫。他也自称为这个眼前人“出定”，破了戒律，虽然不敢跟她定约，但心中却一刻不停地谋划“携箫飞上羽琌阁”，并付诸实施。
不过，他也一直心里嘀咕：“牡丹绝色三春暖，岂是梅花处士妻？”他南返杭州后，又北上去接眷属，在清江浦上又找到灵箫，这次两人忘我地潇洒了一回，时而“小屏红烛话冬心”，娓娓罄谈心事，时而张狂、发少年狂，龚几乎用最高比较级的形容词在赞美灵箫：“天花”，“活色生香五百春”，“一队画师齐敛手”“绝色呼他心未安”，“万一天填恨海平，羽琌安稳贮云英（指灵箫）”。
首的《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篇幅是写灵箫的“寱词”，足证此女多么深切地搅动了定公那“风雷老将心”。灵箫不知是对症下药，还是天性闪烁，难捉摸，她总是以变幻莫测、出入意外的招式弄得龚心魂不守、龚在感叹驾驭不了、跟不上趟的同时反而总有新感觉地被她吸引着，兴致勃勃地围着她转：
美人捭阖计频仍，我佩《阴符》亦可凭。绾就同心坚俟汝，羽琌山下是西陵。（第二六九首）
应该承认，灵箫是最能把握定庵心性的聪明女子，她知道这位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能从不同的方面调动诗人的感受，而不是像一般的庸人一样去窒息诗人的感受，这是她能把龚的心揪住的原因：
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
龚约二十年前就哀叹“早被家常磨慧骨”，如今在她身边，反而觉得春意满胸了。他愤激地表示，自己这一套“难向史家搜比例”，只有“商量出处到红裙”，他在灵箫这里获得了分外的理解与温馨。龚离开她到了南京，“青溪一曲，萧寺中荒寒特甚，客心无可比似。”
立即又转回清江浦找灵箫，决计为她脱籍，赎她出来。等他过了两个月从北方回来，“重到袁浦（清江甫），问讯其人已归苏州，闭门谢客矣，其出处心迹，亦有不可测者。”龚居然能在自注中一板一眼地写这么清楚，他心头的波澜可想而知。
此正她狡黠之处，若跟龚把话都说白了，龚反而会将这种心事打发掉了呢。传说，最后龚取灵箫为妾，她还帮着龚抄写稿子。柴萼的《梵天庐丛录》记载传闻：是这个灵箫毒死龚自珍的：
定庵晚年所眷灵箫，实别有所私，定庵一日往灵箫处，适遇其人，因语灵箫，与之绝，箫阳诺之，而踪迹愈密。半岁后，定庵一日又见其人从灵箫家出，因怀鸩以往，语灵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药之。药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无伤痕可验也。灵萧受药，即置酒中以进，定庵饮之，归即不快，数日遽卒。
类似的记载颇多，但可靠性极低。龚自珍长子龚孝拱的妻弟陈元禄力斥被贝勒家、被灵箫毒死的说法，说是以“疾”卒。台湾王寿南的《龚自珍先生年谱》认为当是“心脏病诸症之猝发”。
龚自珍对父、母、妻、子的感情极深极重，他虽不留意家庭经济建设，但极重天伦人伦之情，这有他的《寒月吟》、《示儿诗》等为证，这个泛爱众的人更爱亲人。她的妻子何吉云是著名漂亮、贤淑、工书善词的佳人，而且能无怨无悔地和一个“朴愚伤于家的“呆子”、“放诞忌于国”的“疯子”相濡以沫，“相喻以所怀，相勖以所尚，郁而能畅”。龚自珍痴儿自有痴儿福，他虽艳遇不断，但与妻子情好终身。
洵栖堂手陶/姜志平
这个不善为家室谋划的人，在四十六岁忽萌终焉之思，给儿子写了篇《论京北可居状》，天真可笑，暴露了这个“药方只贩古时丹”的“医国手”也一肚子“老人政治”的心思：民粹、乡土、复古。他相中了宣化与承德之间，觉得在这里可以安家落户，他希望两个儿子，有一支到此地来发展，并说自己死后的魂魄会来找居北的这一支。
宣化与承德本是高寒不毛贫瘠之区，他却认为这样更易于保持固有文化之本色：“恒寒，故腠理实；恒劳，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见闻定。居天下极北，仕者贾者不取道，无过客矣，故家室姻戚皆旧。……”呜呼，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远离新玩意，保持旧体统，这样才心里踏实。这与他在朋友林则徐去禁烟上路之际的建言是一致的，他提议不仅要禁烟，而且要连“呢羽毛”、“钟表、玻璃、燕窝”一并禁掉，以保护中国的蚕桑、木棉业。
他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他用“讲故事”作模型的办法来论证：有两户人家，一家受四邻欺压，但家内秩序森然，这种家庭不会马上完蛋，另一家财大气粗、赫赫扬扬，然而家内奴仆作乱、孙子打他爷爷，必不能长久。
他要说的是：“开阔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这封信写于道光庚子()年冬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已被革职两个多月了。
在年他四十七岁时，他曾恳请随林则徐南下禁烟，但林则徐委婉谢绝了。林氏知道中国政治的特色，“大内”决定一切，他已深有“如履如临”之忧，有难言之隐，而且他知道龚氏没有实际用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已。在林则徐与洋人斡旋之际，龚氏则“往来吴越间”，过着“颓放无似”的名士生活，时而“吟也凄迷，说也凄迷”，时而“回肠荡气”于秦楼楚馆，在秦淮河又留下几桩“谜语”情案。
天性难改，此时越发顺其性而不拂其能了。这有他的《庚子雅词》记录在案。他的朋友笑他：“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携名妓即名僧。”与朋友谈谈诗歌作法算是雅事了，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出门则干求诸侯，不与笔砚亲。”干求诸侯只是为了弄点零花钱而已。
他在五十岁时（年）接替了父亲闇斋老人在丹阳县云阳书院的讲席，年薪“不及三百金”，他又性豪奢，喜挥霍，还爱赌博，“窘而嗜赌”已成人们的笑柄。他当然不甘心就这样下去，决心去当幕僚，走“宾宾”参政之路，给在上海驻防的老朋友江苏巡抚梁章巨写信，约定“即日解馆，稍助筹笔”。想协助梁在抵抗英人入侵上有所作为，龚并未忘了报效君国。
可惜，未等梁氏答复，龚竟于八月十二日辰时，以暴疾逝世于江苏丹阳。他的长子龚孝拱在晚清名声不亚于乃父。龚孝拱遗传了其父的奇僻个性和语言天赋，幼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涘。随父入都，兼识满、蒙、唐古忒文字。曾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中，便怒而放弃举子业，不像康有为似的改换笔锋瞒过试官老爷。
定庵死后，他又学得英语等外国语，当时英使威妥玛在上海立“招贤馆”，延四方知名人士佐幕府。孝拱应聘，威妥玛面试，大悦之，月给万金，派洋捕前呼后拥地伺侯孝拱，恭称“龚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孝拱自号“半伦”，意谓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尚爱一妾，故曰半伦。裘毓摩《清代逸闻·龚半伦传》载：曾国藩督两江，闻半伦才，思羁糜为己用。
有一次从上海过，设盛宴邀半伦至，酒酣，国藩以言挑之，微露其意。半伦大笑曰：“以仆（我）之地位，公即予以官，至监司止耳。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请勿及他事。”国藩闻其语，噤不能声，终席不复语。
据说，龚半伦参与了哄抢圆明园一案。有人斥之为为虎作伥，主动献计，并在前引导。有人则为之辩解说巴夏礼本想烧抢北京城，半伦说那样太涂炭生灵，影响大且坏，不如去抢圆明园。又有人说，他只是在洋人哄抢时，进去抢些了珠宝，只是人们认识他，便说他是引狼入园者。
半伦性冷僻，寡言语，俦人广众中，一坐即去，精通公羊学、小学、史学，有《元志》五十卷，《雁足灯考》三卷，《清邋遢史》三卷，诗文集四十卷，均散佚不传。好为狎邪游，尤精房中术，并有专著《容成遗术》数万言。
《清代逸闻·龚半伦传》载：“居恒好漫骂人，视时流无所许可，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往往避道行。旧所藏书画古玩，斥卖略尽。……居海上数十年，与妻未尝一相见。有二子，皆读书自好，来沪省亲，辄被斥逐。同母弟念匏以县令需次苏省，亦不睦。……年五十三，发狂疾死。濒死，出其所爱帖值千金者碎剪之，无一字存。”
他爹比他爷狂多了。他比他爹更狂得不以道里计。他爷闇斋先生是当时著名的“热官冷做”的典范（他有“小官大做”、“俗官雅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等）。他爹定庵敦伦理、念亲旧、他虽也曾自号过“小定”，但比“老定”（龚曾自号“老定”，许翰告诉他“老定”即“卖尻”，不雅至极，龚遂不复用此号。见《许翰年谱》）“现代派”多了，他还自号“饮酒食肉眠花僧”、“江上一爷”、“毋毋”等，红火热闹、莫名其妙，竟去投靠洋人，以满足奢侈的口腹之欲，成为“洋奴”，也够给他爹丢人的。
他跟威妥玛时间不长，威妥玛就死了。他遂沦落到“卖书为活”的地步，将他爹珍藏的古玩、秘籍变卖一空，最后终发疯死。
冒鹤亭《孽海花闲话》载：“英使（威妥玛）在礼部大堂议和时，龚橙（半伦）亦列席，百般刁难，恭王（“鬼子六”）大不堪，曰：‘龚橙世受国恩，奈何为虎像翼耶？’龚厉声说：‘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贫至糊口于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语。”
不过，龚自珍若活着，是不会让他儿子这样做、这样说的。自然，已是半伦之人再也不可能听只会“贩古丹”的父训了。当然，爱新觉罗家亏待像龚自珍这样的天才是家常便饭，他们没想到会遇上“半伦”这样的“报应”。
（完）
周月亮：现代阳明书院创始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孔学儒术》《王阳明传》《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影视艺术哲学》《水浒智局》《高明的力量：中庸心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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