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关于 吐了不少槽，在 正式开打之际阶段性总结一下自己的槽点。主要是为了将来供自己参照，因为人的思维是很奇妙的，会逐渐忘却和扭曲不甚美好的回忆，包括自己曾经错的离谱这种事情。我很喜欢傻X速率这个概念，只有不断的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傻X，才会不断的自我突破和成长。
今天的话题主要包括：
一、 为什么会打起来？是中国的原因造成的么？
二、美国要加税就加税呗，中国为啥要迎战啊？现在都21世纪了，不应该讲究“爱与和平”么？不是说好了自由贸易会帕累托最优么？中国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么？
三、特朗普好霸气好智慧啊，他会带领美国又一次伟大的吧？对了，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四、 会打成啥样？中国会输么？我应该买房/换汇/移民么？
一、 为什么会打起来？是中国的原因造成的么？
网上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总结起来，基本有几种主要观点（之间有重叠的地方）：
是因为中国没有遵守WTO承诺，进行不公平贸易。
是因为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整天宣传“中国制造”和“厉害了我的国”，让美国打草惊蛇了。
是因为美国内部矛盾尖锐，需要向外部转移矛盾。
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美国的精英终于达成一致要遏制中国。
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长期遏制策略的最新表现，当然具体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有所变化和加强，但与过去几十年的对中国基本政策一脉相传。
我认为5是主要原因，4和3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对于解释 发生的时间点。下面具体解释一下。
1.1.中国到底有没有遵守WTO承诺？
网上的分析很多，有很多人引用了美国的报告，觉得中国太不像话了，说话怎么可以不算数呢，这下洋大人来教训你了，教训的好，教训的该！对于这种思维模式，您确定不是从咸丰朝穿越过来的？
中国到底表现的怎么样，推荐余永定的财经访谈《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 ？》，里面说的比较全面客观。主要两点：
权威观点：大家都知道打官司的时候，原告被告说了都不算，作为利益不相关的第三方的法官说了算。而作为WTO前总干事的拉米曾经多次指出，中国很好地履行了WTO承诺。
不利裁决遵守记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履行了WTO承诺，一个重要标志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尊重争端解决机制，执行WTO裁判机构的裁决。对外经贸大学崔凡教授指出：“年中国入世以来一共被告了40次（现在是41次），同一时期美国正好一共被告了80次，整整两倍，现在更多了。中国败诉的一概执行，美国败诉的经常拖着不执行。中国刚刚打赢一场美国执行问题的争端。美国人自己败诉不认账，杯葛世贸组织大法官任命，搞得大法官7个只剩4个，世贸组织判我们输了的官司我们一概认账。””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你遵守的可能还凑合，但可能没有百分百遵守啊，说话不应该百分百算数么？少年，在国际社会里，脸有时候很重要，有时候也不值钱。虽然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充满爱大家都言出必行，但是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作为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所以按理说最应该言出必行的）的美国，遵守国际条约和承诺的记录极其糟糕，是标准的双标狗。最近的大家都知道有退出巴黎协定退出TPP退出伊朗核协议等等，而美国特别喜欢拿来在南海说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讽刺的是美国自己并不是签约国。对于重视承诺的童鞋们，希望你们能知行合一并坚持这样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更美好。
1.2.美国是被中国最近的宣传打草惊蛇了么？
对于这个观点，我惊奇于大家对于中国国际宣传能力的强烈信心以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精英阶级智商的极度蔑视。
国际关系可能是个离日常工作生活比较遥远的话题，咱们来看一下更加熟悉的商战。我想问一下，有谁是看到竞争对手的广告或者公司年报，然后突然发现对手有个产品极其牛逼，所以强烈建议公司我们予以回应么？如果有，我很好奇你的老板为什么还没有裁掉你。事实上，所有成功的公司，对于所有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动态，通过客户、经销商、员工、供应商、媒体等等无数的业内的关系网络，都有着及时的了解和响应。而竞争对手的广告和年报，反而是信息最为偏颇和滞后的渠道了。中美建交四十多年，现在每年有着数以百万计的双边人员交流，数以千亿美元计的双边贸易，双方对彼此，其实都是相当透明相当了解的。
另外早在09年，美国已经提出了“中美国”和“G2”的概念，说明美国对于中国的实力和发展速度是心知肚明的。重复一下，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精英阶级，不都是吃干饭的。二三十年前，中国还很弱小，可以韬光养晦；现在已经成了房间里的大象，还以为自己可以瞒过别人，只是头埋在沙子里的表现。
有人认为小平同志如果还在， 就打不起来，言下之意同样是中国没有韬光养晦。这是对邓小平理论最大的误读。小平同志的核心思维是什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事求是，而不是抱着祖宗成法（即使是他本人的“术”）刻舟求剑。30、40年前中国，客观需要韬光养晦，如今的中国，客观需要奋发有为，即使小平同志再世也会同意这一点。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不错的宣传片，虽然名字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不适，全程基本无尿点。如果你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感兴趣，这是一个值得看看的关于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年报或者年终总结。我们都知道公司的年报（包括咱们绝大多数人的年终总结）肯定是在可能的范围里报喜不报忧，但是作为投资人，没必要因为年报可能的bias而拒绝看年报，对不对？
1.3.美国的经济不是“一枝独秀”么？为啥会说内部矛盾尖锐呢？
所谓距离产生美，很多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同学对于中国的具体问题了解的很清楚，感受的也很深刻，所以产生绝望的“中必输”的情绪。但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咱们来看看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最近所谓的“一枝独秀”的经济数据就是只有一个的真相。
先来看经济数据。这个网上的分析很多，总体来看美国过去十年的GDP年增长大约在2-3%之间，的确高于病入膏肓的日本和幺蛾子不断的欧盟，所以颇有很多分析师惊叹于如此“一枝独秀”的数字。同样的分析师，看到更加熟悉的，所以可能已经审美疲劳的中国数字，认为在6.5-7%之间却是“L型增长的一竖”，而且今年前5个月6.8%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以及8.5%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都是“断崖式下跌”，所以中国药丸。但是，excuseme，我的数学的确是跟数学老师学的，我整不明白为什么6-8%会小于2-3%？为什么6-8%就药丸，2-3%却是一枝独秀？在第四部分（“中国会输么？”），我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啥叫药丸。
关于内部矛盾尖锐，again，大家对于中国的问题如数家珍罄竹难书，比如房价高、贫富差距大、腐败泛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很多问题的确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否认，看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提出问题是好事。但美国的月亮是不是就是那么圆呢？
答案是否定的。
诚然美国还是有着世界上最强的力量，综合实力远高于中国，科技和军事力量遥遥领先，有着实力雄厚数量众多的、同盟历史悠久的、利益和价值观相近的盟国，是世界上最吸引外籍人才的国度，有着最有吸引力的文化。这些毫无疑问无可置疑都是美国的强大优势。对于别人做的好的，我们要勇于承认积极学习。
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在硬币的另一面，美国也同样是一个长期停滞的、高度撕裂的社会。要判断美国的社会和经济是否健康其实很简单，去看看欧洲那些选出了跟特朗普类似的政客的国家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就行了。在喜大普奔岁月静好的年代，人民群众不会把票投给一位充满火与怒的政治素人。一句话，特朗普是病征，而不是病因。
长期停滞最显著的表征就是过去四十年基本没有增长的实际工资中位数。这个衡量的是美国社会最中间的人群，在扣除通胀之后的收入。四十年不变的实际工资，意味着美国社会最中坚的人群丝毫没有分享到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与此呼应的，是过去四十年增长的好处，基本都归于美国最顶尖的1%甚至0.1%。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巴菲特的税率低于他（中等收入的）秘书。
下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Zucman）对于美国国内各阶层跨时间财富分布的研究，图表来自于MatthewStewart于年5月首发于大西洋月刊网站的文章"The9.9PercentIstheNewAmericanAristocracy"。
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占比上升了一倍，回到了镀金年代的水平。
长期停滞的另一个表现是阶层固化。中国在80和90年代的以高考为代表的的教育制度带来的阶层流动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所有的和平年代里都是世所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现在的中国也慢慢的向人类历史的均值回归，所以会出现北大清华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的灵异事件。这当然是很不幸的，我们也希望阶层流动性能够持续下去（但是becarefulwhatyouwishfor，流动性都是双向的，有下才有上），不然我们就会变成美国。
下图来自于同一篇文章，横轴是收入基尼系数（另外美国的数字与Wikipedia上CIA和WB的数字有出入，CIA和WB的数字分别是47和41），纵轴是代际收入弹性，或简称IGE，这一概念，从技术上来说衡量的是孩子收入和整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偏差有多大比例是由父母收入造成的，简单来说就是父母的收入对于孩子的收入有多高的影响，数值越大，阶层固化越严重。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有着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收入不平等性以及几乎最高的、也就是最有利于让收入不平等千秋万代的阶层固化程度。美国梦，已经越来越只是一个梦了。
如果说中间阶层的情况仅仅是没有变好，那么对于底层的人来说，情况则是在不断恶化。下面是节选自美国参议院科里·布克在布鲁斯金学会网站的文章《美国梦延期》，翻译来源于扑克财经的文章《残酷的现实：现在想要实现“美国梦”，真的越来越难了么？》。
“联合之路年5月的一份报告发现，接近一半的美国家庭无法承担基本的每月预算，包括食物、租金、儿童保育和医疗保健。”
“虽然我的父亲那代人能够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让他们的家庭成为中产阶级，而我的大多数邻居都发现随着自己越来越努力，境况却越来越差。这种体验并不是我的城市所独有的。”
“而在我父亲那一代成长的人中，有超过90％的可能比他的父母获得更多的收入。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只有50％的人比父母的收入高。”
“企业的利润在飙升，实际上它们处于过去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25家最大公司中每一家的净值都富可敌国。。。。而美国工人的工资和薪水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60年来的最低水平。”
如此强大的贫富差距（美国基尼系数高于中国或者差不多，取决于你相信CIA还是WB的统计数字）以及阶层固化，是美国社会高度撕裂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度撕裂的最大特征，就是美国政治的极化。曾经乐观的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不得不给美国政治贴上了“否决政治”的标签。控枪、移民、减税、财政赤字、医保方案、堕胎权利、少数族裔、LGBT等等，是一个又一个让美国社会尖锐对立和撕裂的话题。
当然还有同学认为这就是民主制度的常态，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吵吵更健康”。但凡事都是过犹不及的。适度的争吵有利于兼听则明，但过度的争吵，尤其是党同伐异的时候，就是误国误民了。要例子很好找，就是近在眼前的湾湾岛。这其实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哪一个人类组织，在内部撕逼不休党同伐异的时候，能够有好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找工作的时候要避开内耗严重的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足球场上的撕逼之王荷兰队，也是强队里唯一一个无冕之王。
社会高度撕裂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治安的恶化。前两天的上海发生了很不幸的悲剧，但是万幸的是枪支在中国是严格管控的，所以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会如此的动容，而美国人民杀啊杀啊的就已经习惯了。
当然，美国离崩溃还很遥远，也许在我们有生之年都看不见（但苏联崩溃前全世界也几乎没有专家预测到），美国的自我调节能力也相当的强大，也许过段时间能够缓解甚至逆转上述问题。但是它现在绝不是一个身体健康、经济表现“一枝独秀”的国度。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政治书却不都是。对外开战转移内部矛盾，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药方，比莆田系的百度广告的生命力还要顽强。在四十年的长期停滞之后，美国人民选出了他们的火与怒，现在他们的火与怒开始撒向世界各方。
1.4.中国真的离美国近了么？很多人告诉我美国比中国牛多了，咱根本不能比。
网上这方面的分析同样汗牛充栋，我就不重复劳动了。推荐一篇较为全面的总结性文章：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写的《改开40年，看中美实力消长的结构性变化》。
引用一下主要结论：
“在经济方面，当前中国GDP约是美国的65%，但年中国第一产业（农业）生产总值却是美国的约6倍，第二产业（工业）生产产值约是美国1.5倍，两者领先美国的幅度均逐年扩大。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总量已多年超美，跃升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国，约个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国是中国，是美国的两倍。多种商品门类中，约40%产品门类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源于中国，而美国只是15%左右。可见，尽管美国GDP总量、服务贸易、第三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领先中国，但中美经济优势各有千秋，中国经济贡献、全球领导力与未来前景近年来更被全球所看好。”
“在金融方面，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国际化程度差距较大。近年来美元国际化指数一直保持在55%左右，而人民币仅在3%上下。资本市场体量中国约是美国的1/3，且金融开放程度中国还要向美国看齐。尽管如此，中国金融也在奋起直追。年人民币加入SDR，权重达到10.92%，美元是41.7%。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比重开始逐渐提升。更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经济在中国普及，中国移动支付规模一骑绝尘，年规模几乎是美国的90倍。相信网络时代将给予中国金融对美国“变道超车”的巨大机会。”
“在军事方面，中国已被公认为全球三大军事强国之一，但中国年军费仅是美国1/3左右，航母数量约美国1/7，核武器数量据传约美国1/25，海外军事基地数量约美国1/。军力是中美实力比较变量中差距最大的。但鉴于军事力量在全球化时代的有效作用在减弱，且中国军力立足于和平的战略初衷与足够捍卫核心利益的国防信心，两国军力差距在当下的中美比较的重要性远不如过去。”
“在科技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与大众舆论流行的看法不同。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经费保持在世界第二的位置，约是美国80%，但增幅更快。且当下中国的工程师数量已远远超过美国。年以来，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超过美国。当前科技界较为公认的事实是，效率驱动型与客户中心型的科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如基建、高铁、家电等；而在科学研究型、工程技术型方面，美国领先的优势较为明显，如生物制药、芯片等。中国重科技应用，美国重基础研究，是两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化特征。”
总体来说，差距是明显的，但是进步是飞快的，在越来越多的细分领域是不断超越的。
1.5. 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长期遏制策略的最新表现，当然具体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有所变化和加强，但与过去几十年的对中国基本政策一脉相传
这点是我最为认同的 最主要的原因。
中美之间，从百余年前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基本就处于中立或负面的关系。当然客观来说中美之间的历史包袱也是中国与列强间最小的，没有国土纠纷或者互相直接的平民伤亡（八国联军中美国参与力度很小），仅在第三国打了一场规模有限的（相比同期的二战）、职业军队之间的战争。但两国仅有的亲密期也只是太平洋战争的四年以及苏联崩溃前的十几年。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中国享受到了盟友级别的待遇，包括经济援助和技术开放。
但是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对于美国的地缘价值大大下降，美国开启了对中国政治外交军事上遏制与围堵、技术上封锁、经济上接触的长期策略。
政治外交军事上遏制与围堵：著名事件包括90年代台海危机、99年轰炸大使馆、01年南海撞机、12年重返亚太、13年钓鱼岛事件、13到16年南海仲裁、14年雨伞运动、16年萨德系统、17年洞朗对峙、18年印太战略等。
技术上封锁：90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瓦森纳协定、以及对美国本土技术公司投资的各种限制等。
经济上接触：这个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是对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所以也被很多人误认为是美国对中国长期政策的主旋律。其实即使在经济上，美国也是不断的各种遏制，包括90年代年年的最惠国待遇闹剧、长期艰苦反复拉锯的WTO入世谈判、09年巴黎协定对于碳排放的不公平要求、拒绝适度让渡WB和IMF的份额、拒绝加入亚投行、以及前几年沸沸扬扬的TPP等。
所以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整体策略，是长期的、一贯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两者间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得竞争和对抗不是有意义的相处模式，但是遏制始终是美国的政策。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与美国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缩小，遏制政策开始升级，标志为重返亚太和TPP，直至今日的转为更加直接的竞争与对抗。由此可见， 演变到今天，是有着长期一贯的逻辑的，对于很多对于中美关系较熟悉的人， 的爆发是不奇怪的。
说到这里，最近有些同学各种上蹿下跳，生怕别人不知道只有他成功的预言了 ，而他周围的人对于 都惊诧万分。我觉得吧，这件事情，更多的反映出他周围圈子的质量而不是他的预测能力。
在另一方面，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必然和偶然的一面。所以虽然美国对中国的长期策略是一贯的，但是回到几个月前， 是否会打，会在什么时候打，会打的多大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是有着相当的偶然性在里面的。所以，在就具体事件进行预测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对复杂系统的谦卑感。
二、美国要加税就加税呗，中国为啥要迎战啊？现在都21世纪了，不应该讲究“爱与和平”么？不是说好了自由贸易会帕累托最优么？中国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么？
2.1.虽然天下大同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主流政治思想和主流宗教都希望能够达到的境界，但是，again，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谈感情是要伤钱的。
在现今时代，国家是人类对于自己身份认同，尤其是“利益共同体”认同的最普遍的单位。在正常国家的内部，政府是唯一的暴力机构且掌握压倒性的资源，所以在非政府的个人和机构之间，以法律为特征的秩序，以及能够促进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道德和价值观形成了国家内部的根本行为准则。所以仗势欺人是不可以的，诚实守信见义勇为是被鼓励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被赞扬的，“让人间充满爱”是被歌颂的。这也是我们熟悉的日常行为规范。
但是在国际社会，很遗憾，丛林法则仍然是根本行为准则。在人类的共同先祖走出非洲十几万年后，国际社会（或者说，一切没有单一权威的社会）的根本行为准则仍然还是利益和力量。利益是行为主体（利益共同体）的核心目标以及凝聚因素，力量是根本手段。现今世界的主要行为主体基本上以国家为单位。
利益是核心目标以及凝聚因素：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等都是创造和分配（重点在分配）利益的工具。利益包括“实”（短期的、有形的利益）和“势”（长期的、无形的利益）。实和势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为有势的存在，所以国际关系里利益得失的计算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力量是根本手段：在国际社会里，没有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存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仅仅是沟通协调的平台），所以力量是裁决分歧的根本手段。力量是综合概念，经济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能力是基础、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因素是变压器，决定经济基础转化为力量的效率，而军事能力是力量的外在表现。这其实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币的另一面：中央政府能够对内垄断枪杆子的正常国家，就能创造长期良好的秩序；而枪杆子分散的国际社会或者军阀割据的非正常国家，秩序就很混乱。
2.2.那为什么现今社会利益共同体的单位基本上是国家？为什么咱们不能组成世界政府，让世界充满爱？
这个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如何通过种族、地域、语言文化、国籍、阶级、价值观等维度来划分“我们”（利益共同体）和“他们”（利益共同体之外）以及如何定义我们和他们之间关系（是朋友、路人、还是敌人）。
之所以叫利益共同体，是因为在内部，较为公平的财富分配以及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是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中国与欧洲的面积、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较为相近，内部也都有较发达和较不发达的部分。在中国，全国各地教育培养的人口向东部沿海集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而中央政府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巨额财政倾斜及各种补助也同样被广泛接受，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国内的14亿人基本认为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然而在欧洲，属于不同利益共同体的国家之间，同样的事情却是欧盟和欧元区的死结。西德补贴东德是可以的，德国补贴意大利是不行的。利物浦乡下人去伦敦打工是正常的，波兰人去伦敦打工是要引起反弹的。
说到这里再岔开一下，前几天有文章研究了一下中国省级的财政数据，发现原来中国的财政就依靠最发达的六省一市。这其实是财政转移的经典表现，是任何一个合格的财经毕业生或者国家财政系统从业人士的基本常识。
人类关于利益共同体的划分维度和标准是高度复杂和不断变动的，但在历史上的长期趋势是利益共同体的范围不断的扩大。从远古的部落、氏族（有熊氏VS蚩尤氏VS烈山氏）、地域（关中VS河东、诺曼底VS安茹、弗吉尼亚VS马萨诸塞）、到现在的民族国家。
利益共同体范围不断扩大的能动力是不断扩大的接触交流带来的熟悉感以及更广更深合作所创造的价值（比如秦汉四百年使得大一统在中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比如太平洋铁路的修通让加州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独立国家），而不断扩大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共同的敌人或威胁（比如对抗天主教国家联盟和反法同盟分别促进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民族意识的觉醒）。所以地球政府真正成立可能要等到AI危机、外星人降临、或者星际殖民的开启。而在今天，除了在伦敦等少数国际大都市，世界公民还是一个稀少且通常被负面看待的物种。
从这一点上来说，对大家来说，忠诚的对象，应当是国家。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入籍誓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人，希望国家好，对国家忠诚，是作为公民基本的义务。
虽然国家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共同体的单位，其他的维度也有其重要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是比国家、地域、以及爵位更加重要的利益划分维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跨国资本逐渐成为另一维度的重要的利益主体，而他们的利益与各个国家，包括资本家的国家，是不完全一致的。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新鲜事：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欧洲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以及威尼斯商人、近代的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犹太金融资本，都是跨国资本在历史不同时期的知名代表。
二十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在里根撒切尔自由化革命的助推下，现代的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开始迅猛发展。随着跨国资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经济金融资源，近四十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了以减税和放松监管为主要特征的对于跨国资本的持续追逐。减税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在政府开支无法下降的现实里，减税则意味的政府赤字的快速攀升。在金融危机前的几年里，欧美政府的主要讨伐对象是以爱尔兰等国家为代表的racetothebottom的减税竞争。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续命成为了主要矛盾，将来的洪水滔天就暂时放到一边了。在 里，与跨国资本的互动将会是胜负结果很关键的因素。
2.3那国际社会就是没有秩序、无法无天的么？
也并不是。虽然国际社会是丛林体系，但不代表稳定秩序不可能存在。历史上一般有两种稳定秩序：霸权体系，以及均势体系。霸权体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拥有压倒性力量的霸主来制定并维护秩序，比如春秋五霸，古代东亚的中国，古代中东的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冷战后的美国。均势体系则是有两个或更多个势力处于暂时的力量均衡，比如欧洲17-18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以及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美苏在各自领导的亚体系内部是霸权体系）。
在另一方面，秩序也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霸主无力或者不愿意维持现有秩序，或者均势被打破的时候。在下一个秩序建立之前，没有稳定的秩序是常态。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均势破碎和再建之间的状态，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非稳定状态都会导致大规模战争，尤其是在核武器恐怖平衡的现代，比如苏联崩溃导致美苏均势向美国霸权的迁移就是不流血秩序变更的典范。
客观来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美国霸权体系所维持的秩序。如果有可能，中国愿意这个秩序继续持续下去，因为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所以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我们不愿意打 。
但可惜这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能决定的。现在的国际社会，就在见证美国霸权体系稳定期的结束过程。Nowthisisnottheend,itisnoteventhebeginningoftheend,butitis,perhaps,theendofthebeginning。下一段的旅程不会是风和日丽。
客观来说，中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自己作为霸权的历史，对于如何在别人的霸权体系里以及均势体系里生存和发展，还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探索。
2.4经济学教导我们，自由贸易是帕累托最优的，美国干美国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取消关税？我们是不是像别人所说的，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对别人不公平？
价值观是从属于利益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根据利益的要求固化下来的。在利益共同体的内部，“合作”、“信任”、“诚实”等有利于内部合作扩大共同体利益的行为被受到鼓励并进一步固化为价值观。
在面对利益共同体之外，价值观则由当时的利益格局决定。
价值观是会随着实力的转化而改变的。崇拜强者是人类的天性。在欧洲仍然是苦逼屌丝的中世纪，欧洲人认为中国是美德、效率、财富的象征，后来伏尔泰等启蒙先贤对于中国推崇备至；同样的欧洲人在发达以后来到中国的时候，则是来烧杀掳掠心目中的劣等民族的。
在中世纪，宗教宽容的是富庶的、占据世界主要贸易线路的穆斯林，而发动宗教战争自杀式攻击的是苦逼屌丝的基督徒；在近现代，宗教宽容的是富庶的、占据世界主要贸易路线的基督徒，而发动宗教战争自杀式攻击的是苦逼屌丝的穆斯林。在两千年里基本都保持宗教宽容的，是长期掌握所在世界体系霸权的儒教徒。
所谓普世价值，通常都是由霸主来根据它的利益来定义的。而贸易，则是价值观随利益转换的典型事例。世界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不是“自古以来”的自由贸易，而是穷则贸易保护（英法德俄美日韩作为后进国家起家的基本国策），达则自由贸易（天朝、大英帝国、PaxAmericana分别实现霸权之后的基本国策）。只有没办法或者被忽悠瘸了的弱国，才会选择自由贸易。
英国在17世纪以前是欧洲的后进国家，面对当时的超级强国西班牙以及后来的荷兰，英国采取的是贸易封锁“丝毛不得下海”（借用一下同时期亚欧大陆另一边明朝的国策名句）、国家支持资助的海盗奉旨打劫（比如德雷克霍金斯等杰克船长的知名前辈）等一点也不自由的贸易政策。只有等到英国树立的工业上以及海洋贸易路线上绝对的优势的19世纪，才开始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今天的经济学言必称亚当斯密，可是亚当斯密在生前并不受英国政府待见，而是死后在英国政府需要的时候才捡起来供起来，一如孔子。
美国也是一样，19世纪的美国是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关税最高的国家，相当多商品的关税到达了%的级别。这也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美国工业、经济、军事各方面压倒性优势树立之后才开始，again，鼓吹自由贸易。
日本和韩国也是同样的故事，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就不细说了。这些历史，很遗憾，是现今世界各主流经济学系的课本里没有的。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学名“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忘却了历史的学科。所以有些知名专家也会在关于 的文章里认为“美国是通过自由贸易发展起来的”并由此给出政策建议。这样多不好，战略忽悠别人是可以的，战略忽悠自己人就没意思啦。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公平贸易”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很熟悉“一流的企业做标准”这种说法，同样的，霸主作为超一流国家做的是价值观的标准。
当然，在现今，中国是自由贸易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们要坚定不移的高举自由贸易这个普世价值的大旗。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来回应关于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指责。“计划经济”在中国有着非常不好的名声，这也是因为我们过去付出巨大代价的错误政策的结果。但是，“计划”本身，就与“市场”一样，是健康经济体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社会主义需要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计划。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国与美国，只是度的区别。
美国的国内经济，曾经是自由放任的代表（但对外贸易不是，正如上面所述），代价就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差不多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大家现在对中国所谓低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感觉要泰山压顶的城投债痛心疾首食不下咽，但是同样的故事在十九世纪美国的铁路、石油、钢铁等行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经济危机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速的下降（我们下降零点几个点大家就受不了了），而当年的经济危机是如同满清十大酷刑的经济负增长。
在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血的教训之后，美国终于也意识到了宏观调控，或者说“看得见的手”，的重要性。所以美国成立的美联储，开始了newdeal。在二战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凯恩斯主义和国有经济（尤其是欧洲）的时代，直到80年代才开始扭转。
有同学说，市场经济里，价格要由市场来决定，也有很多人经常用这个来指责中国的要素价格（水电煤等生产要素）管制。但是欧美的确是市场决定价格么？不是的。市场经济里啥经济要素最重要？钱。钱的价格是啥？利率。欧美的利率由谁来决定？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完美。大A股有政策牛和IPO熊，美股有GreenspanPut。
有同学说，市场经济就是要企业来做决策，让政府走开。这其实是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举国企和民企的栗子很多同学可能不服气，在外企工作过的同学出来说说，你们每年最花精力的三件事情是啥亚？我猜是谈指标，分指标，以及做指标。指标就是命。你们有谁的指标是公司内部招拍挂决定的么？你们的工资是由公司和老板决定并发放的，还是由公司内部市场决定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计划型组织。年终总结发奖金的时候，不是看你有没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而是看你指标完成的咋样，差一个点都不行。作为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远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以及中国很多城市的世界强外企，被认为是有能力做计划的，而规模小很多的这些国家和地方的政府被认为是没有能力做计划的，这神逻辑真心骨骼清奇。
有同学还说，企业和市场是不一样的，企业可以计划，市场不能计划。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说实话呢，市场和企业的边界问题，到现在人类也没有搞清楚。从科学层面上来说，科斯的理论只是被认可（大家表示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怼），但并未被证实，而且科斯的理论在交易成本可被精确定义和测量之前都等同于套套逻辑（不是杜蕾斯逻辑，少年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因为交易成本是个筐啥都能往里装。经济学里另一个著名的筐是“索洛剩余”，这个回头再吐槽。
有同学坚持说，市场经济就是要一视同仁，不能对企业偏心。日韩财阀们露出了纯洁的微笑，雷曼兄弟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今天早上刚刚（暂时）死里逃生的中兴表示情绪稳定。
PS中兴事件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围观群众也是一幅“洋大人终于来教训你了”的神逻辑，后来在伟大的正国级地下党员川建国同学孜孜不倦的教育下，终于都消停了。关于这点，特别要推荐余永定的财新文章《美巨额罚款公正还是勒索？》。引用部分观点：
“通过对其他具体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美国一些监管机构作为执法司法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么公正。它们的许多处罚决定，不仅有损司法尊严，而且还构成了事实上的敲诈勒索。国内分析人士不应当将美国司法过于理想化，简单认为它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
“对美国政府做法是否出于匡护正义和公正，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年8月30日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一篇题为《美国的公司庭外和解：构陷企业违法犯罪之路》（CorporatesettlementsintheUnitedStates：ThecriminalisationofAmericanbusiness）给出了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判断和结论：“是谁在运营世界上获利最多的敲诈勒索生意？意大利黑手党？”还是克里姆林宫的窃国者？如果你是一个大企业，所有这些家伙都不如美国监管体系贪得无厌。他们的套路非常简单：找到一家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不当行为的企业；威胁其管理层让其公司无法经营，最好辅以刑事指控；强迫这家公司用股东的钱交付巨额罚款，以达成旨在最终撤销这些指控的秘密庭外和解（没人能知道和解的细节）。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目标。””
“可以说，在DPA和NPA履行过程中的每一步，执法机构都是即扮演公诉人的角色，又扮演法官甚至是陪审团的角色。这就为被《经济学人》称为的“敲诈勒索”提供了便利条件。”
“于此，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企业清楚自身不存在被指控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接受和解，而不是通过法庭抗争？答案在于这些公司都不愿重复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Lambert）破产和安达信销声匿迹的老路。”
“Garret教授考察了-年十年间被美国执法机构提起公诉的家企业，他发现外国公司的平均被罚金额是3万美元，平均支付了将近6万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公司平均被罚万美元，平均支付了万美元。外国公司的罚金比国内公司高出7倍以上，且其总支付金额是国内公司的9倍。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监管当局铁面无私，对国内外公司一视同仁。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缺乏根据的。”
“维护正义需要一个合理、公正、统一和透明的执法体系，而绝不应当建立在闭门的勒索之上。从近些年的案例来看，美国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采取闭门审判的方式，不断增加对企业行为构陷定罪，惩罚由政治交易来决定，由此损害作为法治基础的可预见性和透明度，从而滋生一个孕育腐败因素的司法体系。我们往往只看到美国作为法治国家的积极面，而忽略它的阴暗面。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肯定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我们往往因自己的天真和疏忽大意而吃大亏（有意钻空子，最后“偷鸡不得反蚀一把米”的企业也是有的）。”
还有同学不死心的说，市场经济里国有企业不能在行业里占据主导地位，那么FannieMae、FreddieMac、当年的石油七姐妹、以及二战之后在能源、采矿冶炼、通信、交通、医疗等行业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国企们算啥？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交易额最大的、对经济影响最大的市场——外汇和国债市场——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央行们又算啥？
在技术发展和研发上，国家的有形之手更加重要。推荐黄琪轩的《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引用部分观点：
“从年到年，美国政府对研发的投资占据了美国研发金额的大部分。与历史上美国政府支出相比，战后美国的研发金额显著上升；与其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美国的研发金额也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在研发方向上，美国政府还急剧增加了对军事科研的投入。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军事研发的支出至少占到了联邦研发支出的三分之二。正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带来了新的产业集群出现。”
“就对技术成本的敏感性而言，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往往对技术进步的成本不那么敏感，这对商业投资而言是缺陷，但对重大技术进步而言，却是优点。技术进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激光，但却没有想到激光会有多大价值。集成电路发明以后，《时代周刊》并没有将报道该发明的新闻放在显著位置，以为集成电路仅仅有助于助听器的改进。”
“直到年，超过85%的电子产品的研发是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到年，仍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电子设备的研发费用来自美国政府。从二战后的半导体与晶体管，再到计算机以及飞机，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极大促进了这些技术的进步。”
“在年，贝尔实验室研发经费中有83%是来自政府项目。即便是晶体管研发成功以后，如果没有政府资金的持续注入，也很难将其潜力开发出来。在年，美国陆军的通讯部队工程实验室对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的资助接近其研发投入的百分之五十。”
“美国政府作为新产品的采购者，对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美国政府资助了大量的技术研发，而研发出的产品最终需要走向市场。由于高端技术产品在面市早期造价过高，普通的消费者很少能够承受如此高的造价，此时，政府采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年的时候，政府需求占了电子产业产出的近60%。大规模的政府需求有效拉动了美国电子产业的发展。”“年，生产厂家生产了九万个晶体管，美国军方几乎将它们全部买下。而且军队对价格毫不计较，他们更健康中国重要影响力年度人物公益中国爱心救助定点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