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考状元有用吗？
请看中央教科院的调查结果：
“我们调查了恢复高考以来的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见《上海教育》年12A期第34页）。
不止如此，他们还有另一个调查结果：
“调查了全国位科学家、位社会活动家、位企业家和位艺术家，发现除了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外，其他人所获的成就和学校教育根本没有正相关关系。”（同上页）
这说明了什么？
事实一：年以来，全国34年的高考状元（高考分省计分，名÷30个省市区÷34年≈3.2名，应该一个没漏啦），都没成为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或艺术家，也没在任何一个行业成为领军人物。
事实二：不知科学家的工作属不属于一个行业？如果属于，那就意味着：高考状元们也没成为一流科学家。
事实三：社会活动家、企业家、艺术家能获成就的大小跟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并非正相关——即是说，学习成绩优秀的不见得能成这些“家”，而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则不见得不能成这些“家”。
事实四：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一定关系”是多大的关系？强正相关、弱正相关、不同层次的科学家正相关程度不同？文章里没解释——不过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怎么样，而且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综合结论：中央教科院院长袁振国教授认为：‘创新根本不是靠教育出来的’。”请注意：此中的“教育”是指“中国自年恢复高考以来到年6月的教育”。（同上页）
哇，这几十年的教育怎么了？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上海市浦东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程红兵先生说：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一阶段的教育有重大失误，就是没有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这一阶段的教育就是以填充式教育为基本症状的，由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导致巨大的升学压力，学生要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升学准备，所以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全部由教师负责填满，学生在家时间比如双休日，则基本由家长负责填满，这个原因不仅是教育的，更主要的是社会造成的。”（同上页）
可见全社会联手放出来的应试教育魔鬼是扼杀创新型人才的重犯！
可惜的是，在应试教育的沉重压力下，别说文科课程、就是数理化生等理科课程，能有几个老师认真、扎实地去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30年余高考状元的悲惨下场
中国相关机构对中国从年到年30年间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么多的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却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笔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首先，他们成为高考头名，只是应试教育作题的“状元”而已，只能说明他们的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学习计划性较强，但是在动手操作能力还是创新能力方面没有得到多少反映。也就是说，高考只是有限度地反映了学生学习应试能力，而应试能力不能衡量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能力。
其次，高考状元们喜欢在学习知识中追求完美无缺，追求无所疏漏，在考试中过分看重分数，使思维处在了僵化的神经质般的模式上。这种思维反映到将来的工作上，他们也只是过分看重僵死的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又视学习现成知识为一种享受，而对其它则看得比较淡漠。而这种思维却严重影响到了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
第三，许多高考状元们对来自上方的指令，往往能够苛刻地按要求完成，而在完成任务时往往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思维是对来自应试教育做现成试题而又想获得完美答案的一种重复。
第四，高考状元们只是在应试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而他们却又往往以这一次成功引以为一生的骄傲。过分地回顾过去，却丧失了以后为更高远目标努力的动力。
第五，高考状元们的家庭背景往往不太理想。他们在学习上心元旁顾，梦想摆脱某种困境。一旦实现理想，却又陷入了没有目标的窘境。而在就业上却又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更为理想的指导。结果好多人也就听天由命。
三、高考状元只是学习成功者
今年的高考（微博）成绩公布后，很多记者都跑来学校采访，因为今年北京高考文理第一名（我不喜欢用“状元”这个词，更愿用“学习成功者”）双双花落人大附中。
连续多年，人大附中在高考中交出的成绩单一直都非常漂亮。回顾人大附中这几年走过的道路，也许能对我们的基础教育与人才培养有所启发。
就在前不久的6月11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在人大附中召开了“落实《纲要》精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走进人大附中活动”的现场会，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首站活动选在人大附中，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到实施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体验到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浓郁氛围，感受到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袁部长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人大附中这几年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人大附中的办学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有了科学、先进的办学思想，才能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才会连续八年摘取北京高考理科的第一名。这看似偶然，当中却有必然的道理。
人大附中的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创造性地把教育对人的发展功能与对社会的发展功能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把教育的人本位理论与社会本位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促进人的个性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把德育和创新精神在育人中的位置明确下来了。这就是人大附中实施高层次素质教育的先进和成熟经验。
另外，我注意到，这几位学习成功者，在谈到自己的成长时，都说到他们很喜欢艺术、体育等活动。理科第一名梁思齐同学在小学就达到了钢琴九级，很喜欢足球，是学校足球社的副社长；文科第一名伊思昭拉得一手很好的小提琴，还喜欢画画……由此进一步证实了，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
我想起钱学森说的话：“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钱学森曾感慨：“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夫人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是的，科学和艺术是永远连在一起的，诚如钱老说的“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同样，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人大附中这几年的艺术教育孕育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才成就了我们的学生。
几位成功的学习者还有一个共性：平时最喜欢的事都是读书。读书使人智慧。在美国加州一所小学的图书馆里，我曾看到这样一幅标语：你读得越多，知道得就越多；你知道越多，就会变得越聪明；你越聪明，你表达思想或作出选择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越有力。我始终认为，读书是养心的智慧。种桃，种李，种春风；养花、养草、养心灵。学校是文化场所，如果能培养孩子读书的好习惯，那将会让孩子受用终身。
最后，我还是想说那几句老话：应试教育，虽然可以生产出一流的技术人才，却无从培养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无法造就创造未来的天才。知识不如能力，能力不如品质。当学生离开学校时，带走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理想的追求。学校要让孩子天性有展现的空间，智慧有表达的机会，美德在学习中扎根，梦想在勤奋中实现。
一所学校看得见的是校园，看不见的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师生的行为方式。学校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培养学生从情感开始而不是从知识开始。人大附中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真正的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只要是适合学生健康发展需要的，他们就会去创造，希望能做到打开学生智慧之窗、点燃学生心灵之光、铺设学生创新之路、激起学生报国之志。
芬兰教育为什么全世界第一？年八月，路透社转用俄罗斯电台影片，刊登两张俄罗斯潜艇在北极海底下插国旗的照片，住在芬兰北方小镇的少年塞罗丁看到报纸后，觉得怪怪的，于是动手找资料，确认这张潜艇照片是翻拍自电影「铁达尼」里面的一个片段。路透社被迫认错道歉。 这就是芬兰教育为什么能连年惊艳全球的原因：小孩会主动想、主动问、主动找答案。教育已然成为芬兰最成功的出口产品。近几年，这个僻处北欧边界的极地国度，访客络绎于途。
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南非等各国教育机构与领导，远走天涯海角到此，为的就是汲取「芬兰第一」的经验。《经济学人》更在去年为文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有活动，「回芬兰的学校上课。 OECD评比，芬兰两届称霸 自公元两千年开始，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举办十五岁学生能力评估测验「国际学生评量计划」（ＰＩＳＡ），芬兰青少年连续两届在阅读与科学两项评比称霸，解决问题和数学则位居第二。「芬兰能，为什么瑞典不能？」书柜上兀自摆着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九月前来拜访时所送的关公像，谈到芬兰的优异表现，瑞典教育部次长欧斯博格（BertilOstberg）不无感慨。尽管瑞典中学生在ＰＩＳＡ的表现仍高于平均水平，瑞典民众显然不够满意，毕竟，芬兰三十年前启动教育改革时，还是向瑞典取的经。
不光是瑞典，北欧在教育投注最多经费的丹麦和挪威，也跨海特聘芬兰教育专家，为他们的教育体系把脉、抓药方。教育，让芬兰学生成为新的「北海小英雄」。过去二十年，世界各国前仆后继，挹注庞大资源推动教育改革，小小一个芬兰凭什么摘下桂冠？拟定长期策略、坚持核心价值、改革师资，是芬兰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 绿荫盎然。这栋原本是工厂的白色建筑物，还维持干净朴实的样貌。掌舵基础教育的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FinnishNationalBoardofEducation，以下简称教委会），就隐身在首都赫尔辛基市区这片幽静的小区里。 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出 七○年代初期，教委会扛下芬兰独立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改革重担，他们的使命是提供高质量的九年一贯义务教育，训练出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下一代。教委会决定采用「综合学校」（ 坚持平等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贯穿改革脉络、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价值，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平等精神。 当其他国家还在施行精英教育时，芬兰却反其道而行，绝不标榜精英，坚持每一个小孩公平受教。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芬兰教育从平等出发。六十万中小学学生，分布在四千所综合学校，平均每校约一百五十人，班级人数不超过二十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于「无一人落后」（NoChildLeftBehind），没有贵族和平民学校之分。翻开芬兰各种教育文宣，从不高调「快乐学习」，对他们来说，有了公平，快乐就不是问题。 只是，北欧国家都强调平等，芬兰能以黑马之姿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用了对的策略。 芬兰不是砸更多钱办教育，而是选择「专注」策略，把资源分配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初级中学和学习迟缓者身上。在OECD国家评比中，芬兰是运用教育资源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学生平均分配到的经费最多；反观芬兰，投资在初级中学生的经费，每人平均达八千二百美元，在所有就学年龄中最高。 说话慢条斯理的教委会资深顾问劳卡南（ReijoLaukkanen），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学演讲芬兰教改策略的讲稿剖析，之所以做这个策略选择，是因为「这阶段的小孩正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需要最多的资源。」劳卡南表示，从ＰＩＳＡ成果看出，芬兰在这群初中生的投资报酬率很高。 绝不放弃学习慢的孩子 提升学习迟缓者的学习能力，是芬兰专注策略的另一个重点。专门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委会顾问寇依薇拉（PirjoKoivula）指出，教委会的目的是让「每个」小孩都具备基本能力，当学生出现短暂学习困难时，老师会立即提出矫正计划，在课堂上或是放学后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芬兰有将近二○％中小学生接受额外学习辅导，OECD国家平均只有六％。曾经当过特教老师的寇依薇拉边看数据边说，在老师早期介入辅导后，有轻微学习障碍的小孩都进步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就不再需要「补救」。 采用资源专注的策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芬兰学生的学习表现并没有明显城乡差距。在ＰＩＳＡ测验中，芬兰校际差距全球第二小，不到五％（差距最小的是人口仅三十万的冰岛）。不论是首都赫尔辛基，或是偏远北极圈的中学，测验成绩相差不大。 「排名」、「资优」犯大忌 「芬兰没有坏学生，即使最差的学生也很好，」以培育师资闻名的约瓦斯其拉大学（UniversityofJyvaskyla）教育研究所所长瓦里亚维（JouniValijarvi）直言，芬兰十五岁以下人口逐年减少，将资源导入需要辅导的小孩身上，可以创造最大的国家利益，「我们承担不起放弃任何一个人。」且慢！学得快的人要怎么办？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公平？芬兰人自有他们的逻辑：「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 对此，五年前嫁到芬兰、目前正攻读教育博士的张家倩感受颇深。她曾到芬兰的中小学实习，芬兰学校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甚至有点沈闷；但是，看得愈多她就愈体会到，这就是芬兰教育「平凡中见实力」的特质，老师上课总是花最多时间在「把慢的人教会」。「宁可让学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张家倩观察，芬兰老师没有赶进度的压力，即使她在大学学芬兰语，讲师也总是要等全部人都学会，才继续教新的课程。芬兰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类」或「排名」，说「资优」和「精英」是犯大忌，更没有能力分班这回事。 二十八岁、在赫尔辛基大学任职的海蒂回忆，她念中小学时数学很好，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说她功课好，只是私下偷偷塞几本进阶数学让她自己看。最能展现教育平等价值的，是芬兰政府对移民子女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论是否有芬兰国籍，移民子女都能免费上学，政府还额外拨预算让他们学习母语，每周上两堂，为期四年。 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湾妈妈就说，学校原本聘请一位大陆籍教师教她两个小孩中文，但她坚持要让小孩学繁体字，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湾老师来教，老师的钟点费和交通费由政府支付。在专注的策略、平等的核心价值外，芬兰教改能够一路顺畅无阻至今，还必须归功于一群高素质的专业教师。 全球最严格的师资标准 回首来时路，三十年前主导教改的教委会前任主委阿侯（ErkkiAho）也不讳言，如果不是老师大力支持，配合师资改革决策，芬兰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成果。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教委会就定调，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师资教育从原本的三年，延长为五年，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除了要看在校成绩，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才能挤进录取率仅10％的师范窄门。 专研师资培育的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坎萨宁（PerttiKansanen）指出，芬兰师范体系的唯一任务，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师，并发展必要的专业质量，以确保教师生涯能够持续进步。换句话说，在芬兰，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 「有能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教学，教育才会不断提升，」作育无数教师的瓦里亚维比喻，在芬兰，老师是一种「最爱学习的动物」。芬兰老师爱学习出了名，大学暑期班开课，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学老师。芬兰教育部长现在最头痛的是缺老师，好学的老师都跑去继续念博士；芬兰企业也喜欢雇用老师，跟政府抢人。据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邮报》调查，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行业就是当老师；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甚至超过总统和大学教授。 在芬兰驻台湾地区商务办事处代表史亚睿（JariSeilonen）的眼中，芬兰老师教的不是「知识」，而是「学习怎么学习」。史亚睿的母亲就是幼教老师，他从小跟着其他小孩一起听母亲念书、阅读；小孩问问题，老师不会直接讲出正确答案，而是给他一个方向，自己去想、去找、去学。挑高的天花板下，淡色木地板上，穿着各色袜子的脚丫子跑来跳去。赫尔辛基郊区小学教室里十几个小孩，华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书，对面的Sarka在画画，有的玩玩具、有的写作业，教英文的老师拿着颜色图卡，蹲在两个小孩前面继续比划。 没有吵闹，也没有不耐烦，老师不必时时刻刻盯着，每个小朋友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订作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尽管门坎高，又受欢迎，教师在芬兰并非高薪工作。在ＯＥＣＤ的调查中，不论是新进或资深者，芬兰教师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和欧盟平均要低，甚至比不上国民所得较芬兰低的南韩与西班牙。留着一把大胡子，在中学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亚力屈指计算，他每月收入扣税之后，大约有两千欧元（约台币八万多元），跟大学毕业生差不多。他笑说，家里两个小孩的育婴假都是他在休的，因为太太赚得钱比他多很多。（编手贱查了一下汇率啦，欧元也就大概左右啦~呵呵）
「做老师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史亚力深信不疑，师资即国力，老师愈好，国家就愈强大。 严格要求师资质量，芬兰政府也相对给老师和学校最大的教学自主权。教委会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并公布核心课程纲要，其他如征聘师资、经营管理则由各校自治，举凡班级大小、课程内容、学生课表，甚至是每年上课几学期都由学校全权负责；至于要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则由老师自由选择。 芬兰中小学并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学校也很少有考试；芬兰官方也不进行教师评鉴。被问到是否要考核教师表现，任职教委会长达三十年的资深顾问劳卡南几乎动了气，反问：「为什么要评鉴老师？」他骄傲地说，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每个老师都很自律，不需要打考绩。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并不实施学校评鉴制度，对学校有绝对信任，再小的学校，也拥有绝对行政自主权。 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Latokartano）小学，决定在校内推行不分年级上课，一百八十个学生，每个人有自己的课表，有的人八点半上学，有的则是九点或九点半，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七位董事中，有一位教师代表、一位职员代表，其他五位由家长与当地小区选出。董事会决定学校课程方针和预算使用，及聘用教师。拥有法学和教育双硕士学位的校长亨卡拉透露，每学期初，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评量不是根据和其他人的比较，而是看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他们没有成绩单，只有学习报告。 「我们强调的是学习，不是竞争，芬兰绝对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说得一口流利英文，亨卡拉再三强调，在芬兰，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非竞争。 全世界最爱看书的国民更重要的是，芬兰教育还有一笔他国难望其项背的幸运资产，那就是他们有一群热爱阅读的国民。芬兰人在家阅读的传统已传承四百多年，是全世界最爱跟图书馆借书的人，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书。根据调查，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有对的策略，用了对的人，芬兰教育怎么可能不好？
启迪故事：
房间里的大象我们都听过《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皇帝大摇大摆的走上街头，向人们炫耀他新制的华服，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穿。大臣和群众对这不存在的衣服赞叹不已，直到一个小男孩说出了真相。听完这个故事，我们都记得赞扬小男孩的勇敢和天真，鄙视皇帝和大臣的愚蠢，但似乎很少讨论为什么大家对明摆着的事实一言不发。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通过《房间里的大象》这本书来讨论这个话题。“房间里的大象”是一句西方谚语，意指那些显而易见但却被大家忽略和否认的事实，就像房间里装着一只大象，人人都看得见，但没有人谈论它。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公众领域，某些话题被悄悄禁止，我们心照不宣，但从不公开谈论。比如父亲残疾的双腿，女儿的堕胎，办公室领导的糜烂生活，一场政治运动的细节真相。
有时候，并没有谁明令禁止，但我们却约好了似的自动回避大象，这当然不仅仅来自于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我们忽视或者否定什么，更多时候是遵从于社会习俗和规范。出于世故，我们也许会对某些事情进行“礼貌性的忽视”，比如面对一个残疾人，我们不会主动去谈论他的残疾，面对垂危的病人，我们都把话题往好的方向引。当然，我们忽视一些东西，不仅仅来自于社会规范，更来自于政治，换言之就是权力。我们知道多少，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我们的权力大小，权力使人们有能力控制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数量，控制他人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