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年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完成了“梁陈方案”：建议保留北京旧城，另在西郊公主坟附近建新城，以作为新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这一方案蕴含了通过规划新城来疏散旧城、以达到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双赢的规划思想。
为何这一方案未被采纳，是简单的行政思维吗？
即使这一方案被采纳，北京旧城的保护真的可以实现吗？正如三联周刊的文章所指，各自为政的部门机构、狂热的政治运动、无度的房地产开发都会导致北京城市格局失控，并不会帮助避免北京古城被破坏的结局。
北京行政中心搬迁，翻版“梁陈方案”？点击以上封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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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当年采纳了‘梁陈方案’就好了。”似乎北京“城市病”的每一次凸显，都能唤起人们对建国之初这个保留旧城、另建新城方案的惋惜之情。某种意义上，“梁陈方案”已经成为北京旧城的一个悲剧性象征。
如今，北京市行政中心即将启动搬迁，在通州设立一个城市副中心，形如60多年前“梁陈方案”的翻版。这让我们有了一个历史维度：如果当初按照“梁陈方案”实施了，北京的一系列城市问题是不是可以避免？为什么类似的方案，在两个时代会有不同命运？
年8月，位于首都东部的通州正式确定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后，加快了建设步伐（陶欢摄/视觉中国供图）
年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完成了“梁陈方案”：建议保留北京旧城，另在西郊公主坟附近建新城，以作为新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这一方案蕴含了通过规划新城来疏散旧城、以达到新城建设和旧城保护双赢的规划思想。
但是，在新旧政权更替的历史节点上，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多重因素下，“梁陈方案”出局，中央行政区仍然依托老城格局上建立起来。回头去看，这样的选择，除了最直接原因——毛泽东与苏联专家的意识形态考虑，还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去拜访了原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他参与了建国后的历次北京市总体规划，他认为，当时百废待兴，如果中央提出来要大兴土木,建设国家新的行政中心,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客观上有一个多万人口、多万平方米房屋的旧城存在着，可以马上利用。比如旧王府，到现在教育部还在郑王府，民政部还在九爷府，还有些部委利用了长安街沿线的空地，基本不涉及旧城的拆迁成本。不可能像明朝的永乐皇帝那样，花了0年把皇宫建成了，再迁都。”
年4月，梁思成在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中国顾问时的工作照。他和陈占祥合作的“梁陈方案”被否定，如今被视为北京旧城的一个悲剧性象征
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建设新的行政中心？”这个在当时看来似乎很傻的问题，今天问起来却一点也不愚蠢。因为一个项目经济上是否可行不仅仅要看它投入多少，更要看它的产出是多少。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化为‘为什么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成本一定会大于产出？’
厦门大学教授、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赵燕菁的答案是，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建设是“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因为缺失房地产市场，土地成为不能在市场上定价和交易的产品，城市建设“效益”也就无从体现。新城建设让出市内高价值的土地，带动郊区低价值土地的升值的结构调整效益，由于土地市场的消失，变得毫无意义。城市的建设，成为一种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经济行为。这才是“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梁陈方案’隐含着成功的因素，但在当时没有土地财政的情况之下，只是一种理想。而放在今天的语境下考虑，有了土地财政，有了增长速度，有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才是现实的方案。
60多年前北京城改造中“梁陈方案”的出局，缘于政权更替之时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
后来北京旧城保护的失控，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不听梁思成的话”。董光器指出，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有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冲击，但北京的旧城并没有伤筋动骨的破坏。后来是在超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开始之后，城市才搞乱了。所以，即使“梁陈方案”在年代得以完整实施，它最多能在空间上暂时起到一定的疏散旧城密度的作用，但并不会帮助避免北京古城被破坏的结局。因为它显然无法根除上述导致北京城市格局失控的根本原因——各自为政的部门机构、狂热的政治运动、无度的房地产开发。
这三十多年的高速城市化，伴随着北京的“城市病”的日益恶化：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犯罪频发……我们往往将这些病症归咎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于是一次次通过控制人口和产业的做法，来加强对城市规模的限制。但是，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这种限制城市规模的做法屡战屡败。
年5月，下班高峰期的三里屯车辆拥堵难行。首都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叠加，让北京一直面临人口增长和环境压力
摊大饼，其实是一种单中心扩张模式。对于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来说，首都功能的叠加、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内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模式的转型，都一步步加强着北京的虹吸作用，这注定让控制城市规模的做法变得徒劳。与其控制城市规模，不如为它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设立通州副中心等城市结构调整方案的内在动力。就像一个人变胖了，如果外围血液继续增加，心脏的压力还会恶化。现在北京要另外再建一个心脏，让血液有一部分流过去，才能缓解心脏的压力。通州副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辅助的心脏。
为了说明“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影响，我们引入了一个城市经济学框架：城市就像一个公司，土地是它的产品。城市间的竞争就是看谁能将自己的产品——土地——用最合理的价格卖给尽量多的城市消费者——个人或企业，从而使收益最大化。城市的收益主要来自两方面——税收和地租，而如果把税收也看作广义的地租的话，城市所有的收益都来自于土地。城市的增长总是受制于土地价格的上升：在城市扩张的好处大于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时，城市发展趋于扩张；当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的坏处大于规模扩大的好处时，城市的发展趋于减慢甚至停滞。因而，城市空间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寻找合适的空间结构，使增长的效益大于成本。
北京国贸CBD夜景。在城市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中，国贸地区成为连接新旧两个中心的重要枢纽（千龙图像库李贺摄/视觉中国供图）
现实中，城市土地的价格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并不仅仅是土地供给的数量决定的，而更多的是由于土地供给的区位决定的,真正导致地价上升的原因是最优区位的供给不足。但问题恰恰是，在一个单中心的城市里，随着城市扩张速度的加快，中心区位供给必定短缺，而且规模越大，短缺就越严重。而当城市进入高速成长阶段时，城市中心区往往已经被大量的现状建筑所包围，如果继续增加中心区土地供应，就意味着要面临巨大的拆迁成本。因此，当单中心的机会成本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就存在一种潜在新的均衡可能——双中心的空间结构：此时，城市不是继续扩大原有的城市中心，而是在城市建成区之外，建设一个新的城市中心。赵燕菁分析，“由于使用新的城市中心的人少于使用老的城市中心的人，新中心的地价会低于老城，但是新中心的拆迁和补偿部分也少得多。因此，如果新城市中心的价值减去征地的价值大于老城的价值减去赔偿的价值，建设新城市中心的好处就会大过在原来的中心扩张。”
城市是否采用多中心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关键取决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就像一辆汽车想要拐弯，必须在车开着的时候才能拐。一旦车子抛了锚停下来，再怎么打方向盘，车都拐不过去了。
年10月，通州区一处房屋拆迁现场。这里将成为北京行政中心的搬迁目的地，新的城市副中心
这就要做一个判断——北京还会增长吗？北京的增速还可以支撑副中心的建设吗？赵燕菁认为，从全国来看，城市化水平已达56.1%，很难达到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了。但即使全国整体的城市化停止了，城市之间的转移还不会停止，这个时候北京等几个大城市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通州，会不会成为一个跳动有力的辅助心脏，分担原来心脏的超负荷压力呢？一定程度上，设立通州副中心延续了土地财政的思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还需要一定的增量来维持，但是增量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因此，对通州副中心的更大挑战是，如何转变增长模式，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从一次性收益变成长期收入，不只是把地铁、轻轨、基础设施都建起来，而且能够把地铁的支出、污水的处理、公共设施的维护统筹考虑，建成一种新型的城市。
来源：贾冬婷三联生活周刊
北京“迁府”并非“梁陈方案”之意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华新民
今天北京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若干年前的“规划之争”，也不是简单的“大城市病”，深层症结是0年来对土地利益的追逐。如不找对症结，开出的药方也会无济于事。
《中国新闻周刊》文
华新民
（著名古城保护人士和城市土地问题专家）
传言北京市政府要搬迁到市中心0公里外的通州潞城镇，许多人评论这条消息时，都提起年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梁陈方案”，想说明将市府设立在旧城之外是早已有之的专家建议，只是决策层没有采纳。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梁陈方案”的起源，是梁思成在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当时新政府已打算继承民国政府年的西郊五棵松新都市规划，政府代表交给与会技术专家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将来发展应注重趋向于建设近郊区或卫星城”，日后西郊新城市功能是行政、居住、商业、轻工业或手工业及游憩。这也是大部分在场专家的共识。但梁思成却不赞成把五棵松建设成新城市，而是提议规划成行政中心。
他的考虑有点民族主义色彩：五棵松一带为二战时日本人为其侨民建的新城区，他不愿用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发展一座新城，但行政中心尚可接受(不过数月后，梁思成对此仍感不快，综合其他因素后，又建议迁址三里河)。当时会上所说的行政部门，无论新都市计划还是行政中心(附带干部住宅)的提议，都是指中央政府而非北京市政府。
究竟是新都市还是行政中心?会议结束时并无结论。但五棵松一带的建设年内已开始。为此专门成立有新市区工程处，并在万寿路为毛泽东、朱德等人建了住所，称为“新六所”。
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我祖父华南圭(工程师)作为与会代表，再提西郊新城市方案：在五棵松一带建一座真正综合性新城市，并规划了道路网、工商区、住宅区、文教区、公共建筑、行政机关、公园、剧场和地下车道等。其中的行政机关虽没点明是中央级别，但因个月前最高决策层已决定北京市政府设在旧城区，中央机构设于西郊，所以这里的“行政机关”也是指后者。
年9月，苏联专家到来，提议在旧城中心设立中央行政区。作为回应，年初，梁思成和陈占祥提交了“梁陈方案”，其标题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建议，在三里河一带建行政区和干部住宅区，全文无一字涉及北京市府机构。与此同时，早先的西郊新城市计划也莫名其妙地淡出了公众视野。
即便仅涉及行政中心，“梁陈方案”的主旨依然明确：不制造旧城拥挤，保护古都风貌，反对在长安街两侧兴建高层办公楼等。文中还提到：“其实市人民政府所划的大北京市界内的面积已二十一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
苏联专家的部分意志终于占了上风。旧城中心开始建中央部委办公大楼，开了几条宽马路，继而又有大跃进时期的“十大建筑”等。
不过，“梁陈方案”的部分宗旨也得以保留，体现在建筑师张开济设计的三里河“四部一会”和干部住宅区。并且，直至八九十年代，除上述有政治含义的建设工程外，绝大部分新建设仍是在北京老城区外面进行的，绝大部分胡同也都依然存在。
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一直在实施新政权成立之初规划的大北京蓝图，其面积是旧城区的1倍。另一原因是四合院宅地为私有，房主都手持地契，拆房建楼的规划只能纸上谈兵。
真正的转折点，是年以后推动起来的房地产开发。只要盘点一下今日二环内旧城里大多数高层建筑的建筑年代，便一目了然。而几十年内几经易稿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正是在年正式提交给高层的。
因此，今天北京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若干年前的“规划之争”，也非简单的“大城市病”，深层症结是0年来对土地利益的追逐。如不找对症结，开出的药方也会无济于事。
回到眼下包括设立行政副中心计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到，要把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释放出去，这无疑正确，关键是如何执行。
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是北京的管家，大小事情都要由它来具体操办，跑到三十公里外的通州去办公，可以预见的是：行政效率将被大大消弱，并将伴随土地资源和时间的浪费，也许还有诸多连锁后果。另一方面，如一边计划迁府，一边继续在中心城里施工建大楼，无疑是一手释放功能一手增加功能，自相矛盾。
那么，我认为，究竟该如何释放中心城区的功能呢?首先是要停止三环以内的房地产开发，依法解除相关土地出让合同;然后是谨慎地选择外迁行政部门，建议就此认真研究一下已有国内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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